“像這樣的師生關係，現在已經很少了。”趙士林感慨。自1992年赴美後，李澤厚就遠離課堂。此次上海開課，他把很多人拉回到了那個久遠的年代。課堂主持人之一鬱振華希望借此給青年學生起到一個很好的示範作用，“就像80年代的我們”。
晚年的李澤厚仍然喜歡思考宏大命題，自認“真正抓住了中國文化的神中國道路
4堂倫理課講完後，5月21日，李澤厚與華東師大的4位哲學教授童世駿、鬱振華等進行了一場哲學對談。臨近結束時，他把話題引向了中國道路。
“以中國如此龐大的國家和如此龐大的人口，如果真能走出一條發展新路，其價值和意義將無可估量，是對人類的最大貢獻。”李澤厚認為知識分子們都有責任去思考這個問題，“我到這裏來，也是履行我的倫理義務、我的道德義務。所以我不管成敗、不計結果。說得好玩，這是我的‘最後一搏’或者‘垂死掙紮’。”
關於中國的未來道路，幾年前李澤厚就曾在《說儒學四期》一書中表達過他的觀點，即“中國式的自由主義”。
今年年初，他在與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幹春鬆的對話中再次談到了這個話題：“將來中國的走向，會是一種中國式的自由主義。”
“我講中國式的自由主義，不能嚴格按照西方自由主義的定義。”李澤厚說，“其實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講妥協，講寬容，不強調階級鬥爭。”
他認為中國思想框架將呈現出由馬克思主義、儒學和自由主義互相交織的麵貌，具有這三個特點的中國式自由主義將是未來中國的政治走向。
在這方麵，康有為給了李澤厚很多啟發。李澤厚也一直把他當作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
1955年，剛剛大學畢業的李澤厚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論康有為的》。1958年，他又出版專著《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企圖“嚴格地從思潮的角度”論述改良派思想代表人物。1979年，在《二十世紀初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思想論綱》一文裏，他再次談到了康有為對中國道路的影響。
對於康有為的許多啟蒙主張，李澤厚都給予相當高的評價。他曾告訴劉再複：“康梁二人都不簡單，但康的思想更具有原創性。”李澤厚日後反思革命，康有為是他經常提到的一個人。
1986年，李澤厚發表《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展不久後，“救亡壓倒了啟蒙”。
1995年，他和劉再複以對話錄的形式共同推出爭議一時的《告別革命》，呼籲“要改良不要革命”。
書中，李澤厚第一次提出中國現代化要經曆“四步走”：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他認為隻有前三者發展到一定程度，政治民主才可能實行。否則，在缺乏穩固強大的中產階級、社會貧困沒有得到緩解之前，實行上述製度非常危險。
康有為是李澤厚學術研究的起點。通過李澤厚對康有為評價的變化，可以看出他對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道路選擇的不同思考和立場轉變。
“李澤厚多次告訴我，康有為那種‘虛君共和’、‘君主立憲’的思想在當時很有道理，過去總是說康有為錯了，這個大案似乎可以翻一翻。《告別革命》實際上已翻了一部分。”劉再複向《博客天下》表示。
1979年秋，49歲的李澤厚。他傳誦一時的名作《美的曆程》便在這一年寫成。大師的曆程
1930年6月，李澤厚生在湖南一個郵局職員的家庭。12歲喪父後，他和母親相依為命。
“我還記得12歲上初中一年級時的‘精神危機’，想到人終有一死，廢書曠課數日，徘徊在學校附近的山丘上。”多年之後李澤厚回憶，可能正是少年時思考的這些“人生終極問題”，引領他走進哲學殿堂。
1950年，李澤厚同時被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錄取，最後他選擇了北大。
在北大，李澤厚下了很多苦功。當時他體質很差，患有肺病，北大把生病的學生“隔離”在一棟樓裏，兩人一間宿舍。李澤厚還嫌不夠安靜，在樓裏逡巡，發現頂層有幾間小閣樓沒人住，大喜。
“我就破門而入！”4年前，我隨趙士林教授一同登門拜訪，記得時年80歲的李澤厚聊起學生時代這段往事時，興奮地做了個踢腿的動作。
北大圖書館規定學生每次可借5本書，教師可借30本。李澤厚找任繼愈先生要了教師借書證，每次用個大布袋，裝幾十本書背回小閣樓，閉門苦讀。
1955年大學畢業，李澤厚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所（即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那一年，初出茅廬的李澤厚在核心期刊上一口氣發表了3篇文章，篇篇擲地有聲。
其中一篇《關於中國古代抒情詩中的人民性問題》，提出古代抒情詩“反映了先進的社會理想和美學理想”。這其實是後來李澤厚在美學大討論中提出的“美感的矛盾兩重性”的先聲。
所謂“美學大討論”，就是自1956年開始，持續近十年的中國第一次“美學熱”。李澤厚是這場大討論中的一員主將，他與朱光潛、蔡儀、高爾泰、葉秀山等知名學者展開論戰，一戰成名。李澤厚激烈批判以朱光潛為代表的“唯心主義美學思想”，開創了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一脈相承的“實踐美學”學派。
雖然成名很早，李澤厚在當年的哲學所也還是小字輩，稿費拿得不少，職級和薪水卻不見漲。“學部裏邊大人物太多了。”李澤厚也因此在“反右”運動來臨時逃過一劫。
“當時講學部裏有兩個漏網右派，一個是我，一個是賀麟。”李澤厚去北大校園裏看大字報，見自己的名字上打了黑叉，心想這回完蛋了。開批判大會時，他是最後一個離開會場的。
“我以為肯定要挨批鬥，結果看到散會沒人理我，我就回去了。”李澤厚說，“學部裏有張聞天、何其芳、侯外廬他們一大堆人。我工資很低，要批鬥也輪不上我這個小不點。”
1966年“文革”開始，《紅旗》雜誌發文批判周揚的“十大罪狀”，第十條是“提倡形象思維”。作為美學家，並且在1959年發表過《試論形象思維》一文，李澤厚這回沒逃過批判，他被下放到河南信陽的五七幹校勞動。幹校裏隻準讀“毛選”，李澤厚在“毛選”下放了本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偷偷閱讀，這開啟了他學術思維的另一扇窗。
“後來毛澤東給陳毅的信講，搞文藝的還是要有形象思維。這個話一出，大家就像得了聖旨似的，把這個案徹底翻過來。”李澤厚告訴我，“所以80年代的‘美學熱’其實早有鋪墊，討論形象思維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