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破碎了。曆史與現實都已經是難以拾掇的碎片，既不能連綴又難以割舍。是進亦憂退亦憂，前路茫茫無知己，這是此時李曉樺的心境，當然也是我們共同的心境。小說中有這樣一段話：“家為心之所在。我之所以要還鄉，就是為了找到一個地方，把心安放。可我發現我無法找到。因為，家為心之所在，而心在流浪中已不知遺忘在何處。心丟了，家何在啊？！”小說有鮮明的20世紀80年代精神遺產的風韻，也許，隻有經曆過這個年代的作家，才有如此痛苦的詩意，有如此強烈的曆史感和悲劇性，才會寫得如此風流倜儻一覽無餘。
文學史反複證實，任何一個能在文學史上存留下來並對後來的文學產生影響的文學現象，首先是創造了獨特的文學人物，特別是那些“共名”的文學人物。比如19世紀的俄國，普希金、萊蒙托夫、岡察洛夫、契訶夫等共同創造的“多餘人”的形象，深刻地影響了法國的“局外人”、英國的“漂泊者”、日本的“逃遁者”、美國的“遁世少年”等人物，這些人物代表了西方不同時期文學成就。如果沒有這些人物，西方文學的巨大影響就無從談起；中國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也出現了不同的“多餘人”形象，如魯迅筆下的涓生、鬱達夫筆下的“零餘者”、巴金筆下的覺新、柔石筆下的肖澗秋、葉聖陶筆下的倪煥之、曹禺筆下的周萍等等。新時期現代派文學中的反抗者形象，“新寫實文學”中的小人物形象，以莊之蝶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形象，王朔的“頑主”等，也是這個“多餘人”形象譜係的當代表達。
“世紀病人”是這個譜係中的人物。不同的是，他還在追問關於歸屬、尊嚴、孤獨、價值等終極問題。他在否定中有肯定，在放棄中有不舍。他的不徹底性不是他個人的問題，那是我們這一代人共同的屬性。他內心深處的矛盾、孤魂野鬼式的落魄以及心有不甘的那份餘勇，都如此恰如其分地擊中我們的內心。於是我想到，我們都是世紀病人。於是，世紀病人、“李曉樺”就這樣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共名”人物。
在先鋒文學大潮席卷文壇三十年之後，這兩部長篇小說不僅表達了他們對現實中國和個人命運的關懷與憂患，同時在講述方式上深懷對先鋒文學的記憶和好感，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他們是對先鋒文學的最好紀念。
（孟繁華，沈陽師範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教授）
（本文選自：南方文壇 2015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