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變形記》對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的巨大影響至今仍然沒有成為過去。值得注意的是，可憐的格裏高爾不僅無辜而且無助，他最終隻能走向死亡。小說表達了卡夫卡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資本主義時代病相的敏銳感知。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範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與卡夫卡的《變形記》有異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在表現形式上弟弟是精神變形，更重要的是範小青麵對弟弟的處理：弟弟雖然也像格裏高爾一樣受到家裏人的厭棄並被遺棄，但關鍵是弟弟被遺棄之後怎麼辦。結果是弟弟被遺棄之後，家裏人都很不安，特別是哥哥王全。於是，哥哥王全又踏上了尋找弟弟的漫漫長途。在王全尋找弟弟的路途中，當代中國的病相在日常生活中逐一暴露出來。王全不斷被誤解、受騙。他從下車開始，到乘車、住店、遇到同鄉、到精神病院等，沒有一件事情不是在受騙和誤解中經曆的。王全完全迷失了自己，他是誰、誰是弟弟、他從哪裏來要做什麼都混沌一片；另一方麵，在家鄉小王村，村長王長貴與王圖為了圖謀私利，在內訌中相互揭發、控告，終導致實業“大蒜250”徹底失敗，企業血本無歸村民卻手足無措一籌莫展。
《我的名字叫王村》，整體的荒誕與具體的寫實相互交織。整體來看，小說完全是一個荒誕不經的故事，無論王全還是弟弟，他們的智力水平以及社會對他們的態度，是難以想象的。那似乎是另一個我們完全不熟悉的社會環境。但它卻以整體的荒誕預示我們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真問題；在具體細節上，小說的每個細節幾乎都經得起認真追究。比如王全下車住店的整個過程，比如在精神病院裏的每一個細節的處理，都達到精雕細刻的程度。那些讓人忍俊不禁哭笑不得的精神病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不僅令人會心更令人倍感酸楚。小說顯示了範小青持續的創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她對當下中國社會生活的整體判斷和感知。道德水準的全麵下跌，是我們取得巨大物質財富付出的最大代價，是我們可以感受卻未道出的真實存在。這就是當今中國的最大病相。所不同的是，範小青在處理這一巨大社會問題時，她不是以決絕的否定和絕望的姿態——王全從未放棄過對弟弟的尋找——盡管不無悲壯卻注定是悲劇，但一直是小說的主線，尋找就是還有希望，就是人性還未全然泯滅。這一點，對範小青來說，她又是對卡夫卡決絕和絕望的逆向寫作。當然，這裏也不乏範小青的謹慎和理性——那最後的“我的名字叫王村”，與其說是弟弟的“奇跡”，毋寧說是作家對社會病相有所限定以及小說整體構思的奇跡。
李曉樺的《世紀病人》，用黑色幽默的筆法，講述了一個在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之間的邊緣人的生存與精神狀況。欲罷不能的過去與無可奈何的現狀打造出的這個“世紀病人”，讓人忍俊不禁的同時，更讓人不由得悲從中來。這是我們多年不曾見過的具有“共名”價值的人物。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可能都是“世紀病人”。
這是一部用“病人囈語”方式講述的一部小說，是在虛構與紀實之間一揮而就的小說，是在理想與自由邊緣舉棋不定的充滿悖論的小說，當然，它還是一部痛定思痛野心勃勃的小說。講述者“李曉樺”一出現，是一個“領著剛滿十五歲的兒子，站在加拿大國、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溫哥華市、西區——這所被叫做麥吉的中學門前”的父親。這個場景的設定，使李曉樺一開始就處在了兩個世界的邊緣地帶：他離開了祖國，自我放逐於異國他鄉；他也不可能進入加國的主流文化，這一尷尬的個人處境注定了主人公的社會身份和精神地位。於是我們看到的是李曉樺矛盾、茫然、無根、無望、有來路無去處的精神處境。他看到了那些在異國他鄉同胞的生活狀態，他們隻為了活著而忙碌。李曉樺在應對了無意義生活的同時，他隻能將思緒安放在曾經經曆的曆史或過去。我注意到，小說多次講到主人公當兵的經曆，講他站崗、出差、到軍隊辦的雜誌、成為軍旅詩人；講他與國內作家的關係、喝酒吃飯、到京豐賓館開文學的會，寫到了莫言、王朔、劉震雲、王海鴒等；他還提到他那首要和鬼子決鬥的詩以及夢見老作家葉楠，當然他還寫到那難忘的與“二炮”女兵喝酒的情形。還有，他還寫到了那個將軍的女兒愛美，她隨丈夫到了溫哥華，她全部的念想就是期待女兒的成功，成為一名能跳“小天鵝”的芭蕾舞明星。為此，她甚至連父母離世她都沒有回國見上最後一麵。李曉樺顯然在質疑這一生活道路的選擇。另一方麵，這代人曾經有過的曆史，或者當時可以炫耀、追憶的生活，比如“一追”偷軍區大院各家白菜給愛美家的惡作劇，在塵埃落定之後，也隨之煙消雲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