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十八年（1661年），八歲的玄燁剛剛登基，懵懂無知。索尼、鼇拜等輔政大臣，深知錢糧收繳不齊，威脅國家財政安全，便以康熙皇帝的名義發布諭旨，要求各地官員加緊督辦，按期完成征稅任務的才能在績效考核中被認定為稱職。如有推諉拖欠，無論官職大小，一律凍結其升職調轉，待限期內將錢糧補齊再解凍。如果在限期內仍無法補齊積欠錢糧，要麼革職拿問，要麼降級處分。從速補齊拖欠錢糧的官員，即便因故降級留任，也可以立即官複原級。
有了這樣的“尚方寶劍”撐腰，地方官紛紛跳了出來，向江南縉紳們發起了催糧催稅的猛攻。這些地方官裏的急先鋒，就是江蘇巡撫朱國治。他會采取什麼手段催繳欠稅呢？那些手眼通天的江南縉紳會束手就擒嗎？
巡撫大人手腕毒
在落實朝廷諭旨的執行力上，朱國治在康熙初年的封疆大吏裏能排進前五名。順治十六年（1659年），他出任江蘇巡撫，恰好趕上鄭成功舉兵北伐，包圍江寧（今南京）。於是，鄭成功的進攻就成了他征稅的借口，到處斂財，搜刮無度，人稱“朱白地”。
有了朝廷的諭旨，朱國治馬上下令查賬。隻要有欠稅，哪怕隻欠一丁點，也要抓起來問罪。蘇州、鬆江、常州、鎮江等四府和溧陽縣，加在一起抓了13517名縉紳，包括2171名鄉紳，以及11346名生員（秀才）。朱國治要求他們兩個月內必須將欠稅賠補完畢，否則從重治罪。至少要剝奪功名和打板子，嚴重的話還會革職、充軍、抄家。
不光抓人，朱國治還把錢糧積欠分為“宦欠”、“衿欠”、“役欠”，奏銷時分別造冊，注明欠稅數目、欠稅人名單，相當於編寫了一本江蘇縉紳欠稅情況彙編。
朱國治的嚴厲催逼，確實把一部分縉紳們嚇壞了。第一輪清查完畢，就有1924名紳戶和10548名生員（秀才）主動清理積欠，追回白銀總計4.9萬兩。可是，這點銀子相對於江蘇省的征稅缺額差得很遠。朱國治相信，一定還有數量更多的縉紳在觀望，甚至堅持抗欠。光靠嚇唬是不夠的，得動真格，放大招，下狠手。於是，江蘇省巡撫衙門啟動了更猛烈的第二輪清查。
第二輪清查的對象不光是欠繳稅銀，而是直接抓人。蘇州、鬆江、常州、鎮江四府因欠稅而被官府逮捕的縉紳多達13517人，衙役254人。不久，朝廷對這1萬多人做出了處理決定：不管欠稅多少，不管職務高低，所有縉紳的功名全部革除，考慮到舉人以上皆有豁免部分賦稅和受審免於體罰的特權，這一舉措不光令書生們的十年寒窗完全白費，而且將他們從社會的中產階級直接打回貧民。其中3000多人被帶上枷鎖，送交刑部治罪關押，遭受牢獄之災，直至次年五月才陸續釋放。這些縉紳裏的現任官員均降二級，調離要缺，仕途遭遇重大挫折。衙役則要照價賠補，還清欠稅，經濟上損失慘重。
最糟糕的，不光是人身自由受到摧殘，政治前途遭遇不幸，還有他們的家產。人前腳被抓走，家產隨後就被官府打著衝抵拖欠稅銀的名義一掃而光。等他們走出監獄，回到家裏，發現家已不家，一塌糊塗。
倒黴的縉紳和官員裏，不乏當時名士，包括吳偉業、徐乾學、徐元文、翁叔元。己亥科殿試勇奪探花（進士及第第三名）的葉方靄，就因欠了一厘銀子，也被削掉了功名。雖說他曾上書陳情，強調自己欠的一厘銀子，折合銅錢一文而已，相當於今天的兩毛錢，但還是被朝廷駁回。留下了一段“探花不值一厘錢”的民間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