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生命精神的內在暢通
作者：李翔海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不僅在器物與製度層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精神理念層麵也達到了相當高度，曾長期處於周邊文化的中心與主導地位，成為人類文化史上與希臘、印度齊名的三大主流傳統之一。進入世界曆史的現代階段，隨著西方列強用武力轟開中國的大門，中國文化在周邊文化中的中心主導地位不複存在，第一次麵臨在整體上處於強勢地位的外來文化的強烈衝擊與嚴峻挑戰。以鴉片戰爭為標誌，中國社會與文化進入了一個“天崩地解”的時代，麵臨李鴻章所謂“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由此，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經曆了一個由繁盛而衰微而複蘇進而重新走向複興的曲折曆程。在這一過程中，由於種種因緣際會，現代中國成為中國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與西方現代文化的“三星會聚”之地，這既給中國文化的現代新開展儲備了前所未有的豐厚資源，也使其麵臨前無古人的艱巨任務。而如何在既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體性而又保持開放文化心態的基礎上處理好中國古代文化與中國近現代文化之間的關係，就成為中國文化的現代新開展必須認真麵對的關鍵問題之一。對此，作為中國三大現代思潮的自由主義西化派、保守主義的現代新儒家派與馬克思主義的綜合創新派，均圍繞作為文化基本屬性的民族性與時代性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西化派專注於文化的時代性來看待中西文化，將中西文化的差別歸結為時代性的不同。這在“全盤西化”論的提出者胡適先生那裏得到了清楚體現。在他看來，由於人類的內在生理構造與外在生活環境均具有類同性，因而作為“民族生活的樣法”的文化就是“根本大同小異的”。“我們拿曆史眼光去觀察文化，隻看見各種民族都在那‘生活本來的路’上走，不過因環境有難易，問題有緩急，所以走的路有遲速的不同，到的時候有先後的不同。”這也就是說，各民族文化都是走的同一條路，因而不存在根本性的區別，而隻有“遲速”、“先後”或發展程度的差異。這就在徹底抹煞文化之民族性的同時，完全把各民族文化的差別歸結為時代性。主張全盤西化論最為徹底的陳序經先生則更明確地指出，隻有近世西洋文化是“現代化的根本和主幹”。中國傳統文化則隻能是“僅可以在閉關時代苟延殘喘”的文化，是“不適宜現代世界的舊文化”。
西化派的相關主張對在全球化時代更為充分地了解中國文化，特別是更為清楚地見出中國文化傳統的自身不足，顯然具有積極意義。他們對中華文化傳統中落後於時代的成分的猛烈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為中國文化的現代重建廓清內涵空間之效。但其內在局限也給中國文化的現代新開展帶來了相當的負麵影響。由於西化派是從時代性的單一維度來看待文化，中國文化傳統被框限在“前現代”，成為不再對現實社會發生鮮活影響的“古董”。在胡適的眼中，中國文化傳統在現代社會中已經“故”化，成為“死去”而沒有自身生命力的“遺物”，國人要做的，就是像對待身外之物那樣，對之予以清理。惟其如此，要想“再造文明”，也就隻有“全盤西化”了。由此得出的邏輯結論自然是：中國文化要想走向現代就必須徹底拋棄一切不同於西方現代文化的民族性特質，並進而照搬西方文化的現代化模式。這就陷入了民族文化虛無主義。
現代新儒家則針鋒相對地強調了文化的民族性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在他們看來，對具體的民族文化傳統而言，其變革隻能以保守文化的民族本位為前提。如果一種文化變革以丟棄文化的民族特質為前提，即使實現了所謂現代化，也隻能是事實上成為外來文化的殖民地。因此，不同於西化派主張以拋棄民族文化傳統為前提來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現代新儒家則明確強調，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隻有通過民族文化的現代轉型才能真正實現。為此必須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體性，以我為主地吸納外來文化。正如第一代現代新儒家的重鎮賀麟先生所指出的：“就個人言，如一個人能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他便能以自己的人格為主體，以中外古今的文化為用具，以發揮其本性，擴展其人格。就民族言，如中華民族是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的民族，是能夠繼承先人遺產，應付文化危機的民族，則儒化西洋文化，華化西洋文化也是可能的。如果中華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為主體去儒化或華化西洋文化，則中國將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權，而陷於文化上的殖民地。”立足於這樣的認識，針對一些西方漢學家與中國西化派認為中國文化已“死亡”的觀點，現代新儒家明確強調，中國文化在現代社會中雖在“生病”，但它不僅仍然活著，而且依然有其堅韌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