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惟如此，在以往的國學和文化熱中，《易經》往往隻是眾多中華文化經典中的一種，但是，戴誌康的“中國方”，卻將易學抬高到了中華文化唯一正典的地位，這就需要“中國方”重新提出一套不同於以往正統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曆史敘事方式，戴誌康對此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理解。他認為易學是夏、 商、周三代思想文化的代表，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結合各自的時代背景，對易學作出了不同的解讀，並以文字的形式流傳至今。然而，從卦爻符號變到文字義理是一種倒退，相較文字義理而言，卦爻符號更能把握經典的精神實質。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有說過，“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因此今天要讀懂周易就得重新“觀象”，得回到“中國方”這套卦爻符號上來。
無極書院對中國人思維方式獨特性的強調，不僅源於戴誌康和李定的文化思考，也與戴誌康的文化和商業實踐經驗密不可分。2003年，上海證大集團資助了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的建設。雙年展期間，他和中國美術館館長範迪安、中央美院教授許江一起去看展覽。看了許久，他問許江：“為什麼我看不懂？而且，我也不感動。”同行的許江回答道：“我都看懂了，但是我也不感動。”在類似這樣的參觀體驗中，戴誌康意識到：中國人與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存在根本的不同，所以，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國人不可能一直隨波逐流，持續地“西化”下去。
在上海喜馬拉雅美術館開幕的酒會上，戴誌康曾對“中西合璧”說作了反駁。這一流行說法認為，中西文化在交流中是能夠和平共融的。戴誌康則認為，文明相遇的結果隻能是“優勝者生存”，對尚處於弱勢的中華文明而言，放任中西文化碰撞無異於自取滅亡。當然，這一反駁並不意味著戴誌康主張要“閉關鎖國”，不如說，他是希望中國在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不要操之過急。中華文明應在保持文化獨立性的基礎上，先謀求自身軟實力的壯大，然後再博采眾家之長。
革命遺產、現代化與全球化：中國文化重建麵臨的三重挑戰
2015年正值“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這場由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等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所發起的“反傳統、反儒教、反文言”的文化革新運動，被視為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分水嶺。吊詭之處在於，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國思想界卻再次興起了一股“接續傳統，複興國學”的潮流。這場運動試圖通過重建道統綱常，以應對現代性危機的挑戰和轉型中國的道德失序，其表現則是各種形式的“國學熱”和“書院熱”。
（本文選自：文化縱橫 2015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