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北大”思維中的書院精神
作者：蕭偉光
辦好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有中國特色。沒有特色，跟在他人後麵亦步亦趨，依樣畫葫蘆，是不可能辦成功的。這裏可以套用一句話，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會有第二個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劍橋，但會有第一個北大、清華、浙大、複旦、南大等中國著名學府。我們要認真吸收世界上先進的辦學治學經驗，更要遵循教育規律，紮根中國大地辦大學。
——習近平 《青年要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
古人說“傳道、授業、解惑”，教師職責第一位的就應該是“傳道”。
——習近平2014年考察北師大時指出
書院精神與大學精神之對比
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先生對中國的兩大傳統非常推崇：一是科舉，一是書院。不幸的是，這兩大傳統因清末新政而湮滅，胡先生對此曾多次表示惋惜：
這一千年來的中國教育史，可說是書院製度的沿革史。這是我深信而不疑的。二十年前的盲目的革新家不認得書院就是學堂，所以他們毀了書院來辦他們所謂“學堂”！他們不知道書院是中國一千年來逐漸演化出來的一種高等教育製度；他們忘了這一千年來造就人才，研究學問，代表時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機關全在書院裏。他們不知道他們所謂“學堂”，——那掛著黑板，排著一排一排的桌凳，先生指手劃腳地講授，學生目瞪口呆地聽講的“學堂”，——乃是歐洲晚近才發明的救急方法，不過是一種“灌注”知識的方便法門，而不是研究學問和造就人才的適當方法。他們不知道這一千年演進出來的書院製度，因為他注重自修而不注重講授，因為他提倡自動的研究而不注重被動的注射，真有他獨到的精神，可以培養成一種很有價值的教育製度，二十年前的革新家因反對八股的科舉而一並廢除了文官考試製度；因反對書院的課程不合時勢而一並廢除了一千年艱難演進的教育製度！沒有曆史眼光的革新家的流毒真不淺啊！（《書院的教育》，見耿雲誌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5冊）
這段話主要有如下幾層意思：（一）唐宋以來一千年的高等教育製度是書院，其主要功用是研究學問和造就人才；（二）清末新政，廢書院，興學校，“因反對書院的課程不合時勢而一並廢除了一千年艱難演進的教育製度”，這種非此即彼、因噎廢食的決絕態度，無異於“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潑掉”，是沒有曆史眼光的體現，這也意味著，一旦條件成熟，書院將重回曆史舞台；（三）書院有其“獨到的精神”，相對於學校的被動與整齊劃一，書院的學生因為注重自學而主動，書院的老師因為注重因材施教而靈活。
書院與學校優劣的對比，毛澤東在1921年的《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也有精彩論斷。他認為，所謂書院的主要問題在於，其研究內容“‘八股’幹祿之具”“隻是一種玩物”，算不上正當的學問。關於學校的壞處：
一是“師生間沒有感情。先生抱一個金錢主義，學生抱一個文憑主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這簡直異化為“一種商業行為”；
二是“用一種劃一的機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賊人性”，“自有劃一的教授，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性。自有機械的管理，而學生無完全的人格”，這是學校的最大缺點；
三是“鍾點過多，課程過繁。終日埋頭於上課，幾不知上課以外還有天地”。
總之，學校“壞的總根在使學生的之於被動，消磨個性，滅掉性靈，庸儒的墮落浮塵，高材的相與裹足”，因為被動，所以無個性，教育的平庸化則不可避免。
相對於學校的三大壞處，書院則有三大好處：
一是“師生感情甚篤”；
二是“沒有教授管理，但為精神往來，自由研究”；
三是“課程簡而研討周，可以優遊暇豫，玩學有得”。
“優遊”的“遊”特別緊要。如果學生疲於奔命，則無法體貼到學問的滋味，一旦離開學校，所得必然易於忘掉。這一點，清華大學老校長梅貽琦先生1941年4月在《〈大學〉一解》（此文是梅貽琦在主持西南聯大常務工作期間，熬了一夜寫出要點、由潘光旦先生代擬的文稿；另，潘光旦先生與梅貽琦先生、陳寅恪先生、葉企孫先生並稱為百年清華四大哲人，他是最早發現專業化教育弊端並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之一，其在教育上最具特色的貢獻是提出了“位育”之道——這可能是中國學界自嚴複後將傳統文化精神與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進行結合的最早的成功範例）中有極為透辟之認識：
古者學子從師受業，謂之從遊，孟子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間嚐思之，遊之時義大矣哉。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遊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遊也，從遊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反觀今日師生之關係，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係耳，去從遊之義不綦遠哉！
“從遊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這才是真正的“以文化人”。師生由“大魚前導，小魚尾隨”的“從遊”關係轉變為“奏技者與看客之關係”，這正道出了書院教育與學校教育的本質區別之一。
古人雲，“學者，效也”，又雲“學者，覺也”，老師必先引起學生效仿之愛慕，方能喚醒其自性之覺知，這正如大魚帶著小魚遊，跟著“遊”是“效”，而會“遊”則是自身的潛能，並非外在給予乃至強加。
自由的教育是與“填鴨子”的過程恰好相反的一種過程。自由的教育不是“受”的，也不應當有人“施”。自由的教育是“自求”的，從事於教育工作的人隻應當有一個責任，就是在青年自求的過程中加以輔助，使自求於前，而自得於後。大抵真能自求者必能自得，而不能自求者終於不得。（《自由之路》）
潘光旦先生這段話道出了自由教育之真諦。“填鴨子”的灌輸從根本上說是違背人性的，“自由的教育”必定是“自求”的。“大抵真能自求者必能自得，而不能自求者終於不得”，在這裏，人的主體性與能動性得到最充分的重視。
過去有個成語叫“負笈求學”，現在更多的是“考學”，這是兩種頗為不同的心態，耐人尋味。百年間，中國的教育理念和模式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不僅僅學生有不同的心態，老師也有不同的心態，對此，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恩師樓宇烈先生三年前在應燕京讀書會之邀的講演中有頗為形象生動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