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學者，叫做馬一浮，我們稱他為中國最後一位理學家。我曾經寫過一篇介紹馬一浮先生的文章，如果要跟他比，那他才是真正的學者，我們自己什麼也不是。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他真遵守“禮”。他說，“禮聞來學，未聞往教”，禮啊，隻聽說過你主動跑過來向我求學，沒聽說過我跑過去主動教你，於是，當年浙江大學的校長竺可楨先生專程去請他，說你到我們學校來講課吧，結果馬一浮先生搬出《禮記》這兩句話，“禮聞來學，未聞往教”，我不能跑過去當老師，他們要學就讓他們找我來學。
當年我不太明白，怎麼這麼老頑固啊！慢慢地，我想明白了，他這個有道理，我們在他麵前都要汗顏。當然時代不同了，我們也可以用變通變通嘛，但是根本精神是要堅持的。《禮記》的這句話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道理，學習主體一定要有主動性，那你對他講才是有效的，他根本沒有想要得到，你去給他講有什麼意義呢！所以今天來講我來給大家講，還是守了禮的。如果大家不是自願來，我跑到這個地方來講那就是“對牛彈琴”。
說“對牛彈琴”大家不要生氣啊！“對牛彈琴”是批評那個彈琴的人，你怎麼不看對象你就彈呢！學習最重要的就是主動性。《論語》裏麵有這樣一句話啊，叫做“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我們常常講“啟發”，“啟發”不是隨便亂“啟發”啊，要他胸中有這個要求，逼得他不發出來難受，這個時候你給他去說，他才能夠受益啊！他根本就沒有這個要求，他不“憤”，也不“悱”，你非得要“啟發”他，可能嗎？所以一定要等他“憤”，等他“悱”，這個時候“啟發”才有用。
光有主動性夠不夠呢？還不行，還要能夠融會貫通。不要今天我給你講了一，你就知道一，明天給你講了二，你就知道二，那我要讓你知道十，那我得講十次。所以《論語》裏麵接著這句話下麵就說：“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什麼意思啊？我給你講一個方的東西，方的東西有四個角，我給你講一個角，你應該也知道其他三個角也是這樣啊，結果我給你講了這一個角，其他三個角是怎樣的你不知道，這樣的學生啊，趁早別教了，因為他不能夠發揮學習的能動性去融會貫通。
學子一定要主動、自覺地求學，先生才能有針對性地教育，正所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在我者也”。學子如果沒有學習的要求，老師主動送上門，那就是“對牛彈琴”，類似於上文所說的“奏技者與看客之關係”，這樣的教育是沒有希望的。“錢學森之問”，很大的一個症結就在此，失掉了教育的靈魂，何以涵育傑出人才？書院精神與大學精神最為核心的區別就在於，前者是要守禮的，是要堅守和弘揚“禮聞來學，未聞往教”師道精神的——倘若“師”無“道”，“傳道”有何意義？
書院精神與大學精神之融合
當然，中西文化並非簡單的二元對立，書院與學校也並非不能融合。事實上，“五四”以後在國學研究與人才培育方麵取得突出成就的機構，都有書院精神的支撐。
1925年，清華成立了研究院國學門，亦通稱清華國學研究院。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短暫的辦院曆史裏，培養了數十位學有專長的國學學者，其中很多成為我國人文學界的著名學者或國學大師。清華國學研究院幾位導師的研究，在當時代表了我國國學研究的最高水平。清華研究院在短時間內開創出一股研究國學的新風氣，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跡。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章程》指明了它的根本精神之所係：
本院略仿舊日書院及英國大學製度。研究之法，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其分組不以學科，而以教授個人為主，期使學院與教授關係異常密切，而學員在此段時期中，與國學根祗及研究方法，均能確有收獲。
如果說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中西合璧的話，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原名國學專修館）則基本上沿襲宋明以來的書院精神與格局。
1920年，近代著名教育家、工科先驅、國學大師唐文治先生辭去南洋校長職務，以幾近雙目失明之身，創立無錫國專。他為無錫國專確立的辦學宗旨為六個字，“正人心，救民命”，因為“當戰國之世，孟子專崇仁義之訓，斥去私利……今世一大戰國也，於斯而提倡仁義之說，欲以救心而救國”，“吾國情勢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極，此時為學，必當以正人心、救民命為惟一主旨”。這個宗旨的製定並非偶然。掌校南洋時，唐文治先生就在大禮堂懸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橫幅，並親書“人生惟有廉潔重，世界須憑氣骨撐”的對聯，借以警策莘莘學子。
唐先生手訂的《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以張載的《東銘》、《西銘》，朱熹的《白鹿洞學規》，高攀龍的《東林會約》和湯斌的《誌學會約》為精神先驅，館內科目很特別地分為“躬行”“孝弟”“辨義”“經學”“理學”“文學”“政治學”“主靜”“維持人道”和“挽救世風”十大類，前麵三項和第八項與為人之道相關，中間四項與為學之方相關，其中“經學”“理學”“文學”基本上為傳統中國學問的科目，而“政治學”一科的設置則凸顯了唐先生經世致用的問題意識，所謂“凡士人通經學、理學而能達於政治者，謂之有用，謂之通人；不能達於政治者，謂之無用，謂之迂士”，這是理學之空疏與樸學之繁瑣之反動。後兩項是希望學生們努力的目標。
在歐風美雨席卷華夏大地之時，師生傲然挺立，以“繼絕學”自命。講學的大儒“痛舊道德之淪喪，新文化之似是而非”，“深願以淑人心扶世道救中國”；學生則譴責新學之士“見異思遷，拋荒古訓”，“所有這些論說，都直接針對北大為代表的新文化”（參見北京大學中文係陳平原教授《傳統書院的現代轉型——以無錫國專為中心》一文）。
1931年，國際聯合會教育科代表唐克爾·培根參觀無錫國專後感慨：“我們來中國看過很多學校，讀的是洋裝書，用的是洋筆，充滿洋氣。這裏才看到純粹中國文化的學校，才看到線裝書和毛筆杆。”培根除談及國學之重要性，更宣稱：“貴校為研究‘國學’之最高學府，負有保存固有文化之責，與普通學校之使命不同。”這樣的評價，給出了無錫國專在中國教育史上的精準定位，可謂深得唐先生本心。
唐先生是它無錫國專這所“書院式的學校”（參閱錢仲聯：《無錫國專的教學特點》，見《文教資料》1985年2期）的靈魂性人物。對此，陳平原教授指出：
民國年間的大學校長，頗有一言九鼎，決定整所大學的風格與走向的，如國立大學的蔡元培、梅貽琦、私立大學的張伯苓、教會大學的司徒雷登等。但所有這些校長，就其與所主持的學校的親密程度而言，均不若唐文治之於無錫國專。稱唐校長乃無錫國專的靈魂，一點也不過分。不隻是規劃與創辦，更包括日常的管理與講授，唐先生幾乎事必躬親，盡管其眼睛已經基本失明。可以這麼說，無錫國專的一舉一動，都帶著明顯的唐文治個人色彩。這自然是因為學校規模小（頂峰時期學生人數也不過三百人），加上是私立，校長有權“說了算”。但更重要的是，如此兼及傳統書院的山長與現代學堂的校長，正是唐文治的自我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