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我們是按照種類講的，蘭亭墨跡單元就是法書、拓本、碑帖，然後是繪畫單元、器物單元，這是我們最傳統的做法，沒通過。”曾君告訴本刊記者，故宮收藏的蘭亭素材特別多，他們又按照蘭亭藝術的誕生、繁榮和普及重新策劃，裏麵有文人雅集的內容、唐太宗對它的推崇、定武蘭亭這樣比較專業的內容和很多人對蘭亭的刻畫、蘭亭的器物。“看起來這個也挺明了的，但是這個大綱給故宮裏宗教專家看，他覺得觀眾看不懂，因為他看著都費勁，像教科書。”
最後呈現的方法是講故事。蘭亭的起源，先講王羲之的蘭亭，然後圍繞唐太宗，他怎麼讓大臣去臨摹、陪葬昭陵這些典故。蘭亭的繁榮，專家們隻挑了一個點，乾隆皇帝的蘭亭。他有三希堂，他刻八柱蘭亭，他以蘭亭為題材做的玉器、瓷器。最後單元是蘭亭的後世影響，起名為“誰的蘭亭”。“這個展覽很成功，觀眾們記得住。我印象特別深刻，當時尹吉男做論證時有個比喻，做展覽應該跟談戀愛一樣，你得比觀眾高，但是不能太高。觀眾踮一踮腳就能夠得著，對他就有吸引力。比他低或者高得太多，他就不跟你談戀愛了。”曾君說。
蘭亭大展像是這次《石渠寶笈》特展的演練，從那時候起，故宮的展覽從精品展向專題展進步，把專業知識用講故事的方法推廣給觀眾。蘭亭大展雖然成功，但是沒有這一次轟動。如果把排隊的原因歸結為《清明上河圖》，解釋不了10年前展出時的冷清。作為書畫領域的專家，曾君告訴本刊記者，她觀察是最近幾年普通民眾越來越對文化有需求的結果。
回到博物館的理論係統裏，曆史學家尼爾·哈裏斯認為：“博物館的發展極少能超越其所處時代的經濟狀況。”“一戰”前的《科學》雜誌上就刊登文章——“博物館的發展與國家財富的發展相平行。”美國博物館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工業經濟發展的時期，中產階級數量大增，他們擁有越來越多可支配的收入，購買伴隨著工業經濟發展而生的各種新產品，消費不再停留於生活必需品，而是有了審美追求。中產階級用購買有品位的商品來確立自己的身份。曆史學家奧韋爾認為，物品對於理解那個時代的精神世界是至關重要的。博物館、商場和全球各地的市場共同造就了這個由物品組成的世界。
互聯網+故宮
《石渠寶笈》特展的排長隊，在故宮上下看來也是新媒體發達的結果。曾君告訴本刊記者，《清明上河圖》與宋代風俗畫、蘭亭大展都是通過報紙雜誌發出消息的。常規的武英殿的曆代書畫展得從報紙或者書畫愛好者、文藝青年聚集的論壇裏找消息。《石渠寶笈》特展通過故宮官方微博、微信發出消息，又經過自媒體的放大，包括《清明上河圖》為題材的各種文章，形成了病毒式的傳播。從前隻在小眾範圍內傳播的展覽，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變成了9月份的文化事件。
故宮博物院要走向現代化的博物館，除了紫禁城的盛名，要憑借收藏和展品成為吸引觀眾的目的地，在過去的20多年裏，全世界的博物館都在改變中規中矩的形象，探索更加親民和活潑的方法，讓觀眾愉悅，吸引觀眾參與。故宮博物院的新媒體在這個潮流中很引人注目，紫禁城莊嚴肅穆又精英化，可故宮新媒體卻界麵友好、接地氣，這次《石渠寶笈》特展，在微博上更新《石渠寶笈》的知識和展覽信息，還有高清的全景展廳作為網上博物館。
故宮博物院的新媒體起源於故宮裏給文物拍照的照相室，故宮有180萬件文物，沒有辦法人工管理，從采集高清晰圖像和視頻開始，故宮在文物數字化的數量和技術上都積累多年。資料信息部李瓊告訴本刊記者，像《清明上河圖》的視頻展示采用的大影像打開技術，從前是美國軍方的技術，故宮和一個公司聯合開發，適合中國古代書畫應用。“所有軟件的邏輯都是基於西方美術定點透視的，我們要研發中國畫散點透視空間如何去運算數據，我們做了一個專利技術，可以迅速得到散點透視空間的三維模型。”
除了配合展覽的高科技，故宮博物院幾乎把自己也變成了一個大眾媒體。“我們的網站點擊量本來就十分驚人，但是到了移動互聯網時代，又有了爆發式的增長。”李瓊說。除了在微信、微博上可以獲取故宮和精品文物的知識，故宮博物院從2013年開始還陸續上線了五個APP，用非常時髦的多媒體手段來傳播故宮文化。“當時APP還沒有這麼火，我們覺得用戶群跟使用iPad的人是重合的，他們可能是一群去小劇場看話劇、生活比較時尚的人，所以APP得符合他們的趣味。”李瓊說。
2015年1月份上線的APP《韓熙載夜宴圖》是其中技術複雜、容量最大的一個。李瓊告訴本刊記者，在故宮收藏的名畫裏，《韓熙載夜宴圖》是在知名度上跟《清明上河圖》可以媲美的名畫。《清明上河圖》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如果讓中國受過初中以上教育的人可以說出第二幅古代書畫的名字，她希望是《韓熙載夜宴圖》。
這個APP把南音樂府的真人表演拍攝下來，打燈、化妝、衣服的褶皺不要立體感、全部是線描的感覺，然後跟古畫無縫對接。在高清晰的頁麵上還特別創造出秉燭夜遊的意境，手指點過的地方閃爍著柔和的燭光照亮畫麵和說明文字。從印章到人物，所有藝術史上涉及的知識點全部通過多媒體的手段植入到APP中，從頭到尾地看完，不但欣賞了一幅優美的古畫，還能對它的來龍去脈有透徹的掌握。“我比較欣賞外國博物館做的教育計劃，每年培訓美術老師，把博物館的內容融合在教學中，或者培訓學生。我們的APP如果有了一定數量的積累，完全可以跟學校的通識美術教育結合，現在學校的硬件條件很好了，每一個APP的內容完全可以是一堂課。”李瓊說。
數字化把故宮博物院與觀眾生活聯係起來，讓人不用去故宮也可以欣賞藏品、獲取知識甚至發生互動。在未來故宮博物院甚至希望不但走出紫禁城，還可以到線下的觀眾群中去。李瓊告訴本刊記者，《韓熙載夜宴圖》APP的發布會上，故宮請來了台灣漢唐樂府團隊，背後是LED屏幕和搭造的實景，前麵是真人表演，現場的感覺很好。所以，在2016年，故宮爭取把這種形式做成巡演。
這變成了一種全媒體的形式，演出的地點不會選擇需要買票觀看的劇院和小劇場，而是計劃在比較熱鬧、比較潮的大型商業中心廣場、中庭，完全是種時髦的形式。也不局限於表演，會加入觀眾體驗和互動的環節。“人們現在已經習慣了西方的手卷全部打開放在玻璃裏的方式，不知道中國傳統裏手卷繪畫是從右往左看，在開合間講故事。我們會做出仿真的複製品，跟數字技術相結合，讓人既看到東西還能和屏幕互動。”李瓊說。
（本文選自：三聯生活周刊 2015年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