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小學語文教材建設的兒童視角
大家論語
作者：朱念
從五四運動倡導白話文開始，中國的小學語文教育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兒童的母語學習再也不要從四書五經開始，而是代之以兒童喜聞樂見的白話文，這些長短句常常是為學生量身定做，再也不是板著麵孔的說教，更不是替聖人立言的古文。這是否就是如今所說的語文教育以及教材編寫的兒童視角？
以兒童為本位，體現對兒童的尊重和關懷，是時代的呼喚，也是時代賦予的使命。今天，我們重新檢視語文教育的兒童視角及教材應從哪些方麵體現兒童視角，本文擬就這些問題作些探討，以期成為語文教育的一個話題。
一、 何為“兒童視角”
1. 敘事視角。視角，也可以稱之為視點，原是西方繪畫透視學的專業術語，是畫家為了能夠更加準確和生動地表現人物外在麵貌的各種神態和內在的精神氣質，在描繪人物時，往往根據繪畫的主題選擇更為適合的角度。而文學理論將視角與敘述相結合，敘事視角是“敘事者從什麼角度去觀察並傳遞有關事件的信息，它是特定敘事文本看取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是作者和文本的心靈結合點，也是文學語言的透視鏡或文字的過濾網”①。敘事視角能使敘事者有效地敘述故事，描繪場景，刻畫人物，表達思想。敘事視角既是統一作品形象的樞紐，又是表現作家藝術個性與寫作立場的手段。
2. 兒童視角。有研究者認為：“一般意義上的兒童視角是指小說借助兒童的眼光或口吻來講述故事，故事的呈現過程具有鮮明的兒童思維的特征，小說的敘述調子、姿態、結構及心理意識因素都受製於作者所選定的兒童敘事角度。”②而著名兒童文學家陳伯吹先生則把它歸納為“從兒童的角度出發，以兒童的耳朵去聽，以兒童的眼睛去看，特別是以兒童的心靈去體會”。
中國真正開始關注“兒童”是在清末民初時期。1912年，教育部頒布了《小學校令》和《小學校教則及課程表文》，提出“小學校教育以留意兒童身心之發育，培養國民道德之基礎，並授以生活所必須之知識技能為宗旨”，“國文要旨，在使兒童學習普通語言文字，養成發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啟發其智德”。而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則明確提出，民國教育要“從受教育者本體上著想”。隨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倡導白話文學、追求語言統一的國語運動，深刻影響了教育製度、教育宗旨、課程設置及教材變化等。而杜威的主張客觀認識兒童和尊重兒童、使其成長為獨立自主的人的兒童本位思想，進一步推動了五四時期普遍關注兒童教育的社會風氣，提升了兒童教育的理論層次，對民國時期的中小學教育造成了廣泛影響。
3. 語文教材中的兒童視角。由於兒童的發現以及全社會對兒童的關注，五四時期兒童文學研究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周作人在其著名的《兒童的文學》一文中指出：“以前的人對於兒童多不能正當理解，不是將他當作縮小的成人，拿‘聖經賢傳’盡量的灌下去，便將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說小孩子懂得什麼，一筆抹殺，不去理他。近來才知道……兒童也自有獨立的意義與價值。”而文學研究會出版的《小說月報》《晨報副刊》成為兒童文學研究的重要陣地。這些研究促進了國語教科書的改觀，現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逐漸成為小學語文教材的主流。192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學製初小國語教科書》，選文標準是“順應兒童心理發達之次序，分別選用材料，以滿足兒童的好奇心、求知心，擴充兒童的想象力，誘導兒童的直觀判斷，使兒童自有動機、自願努力為主要目的”。吳研因在回憶當時的現象時寫道：“有人提倡兒童文學，他們以為兒童一樣愛好文學、需要文學，我們應當把兒童的文學給予兒童。因此，兒童文學的高潮就大漲起來，所謂新學製的小學國語課程，就把‘兒童的文學’做了中心，各書坊的國語教科書，例如商務的《新學製》，中華的《新教材》《新教育》，世界的《新學製》……就也拿兒童文學做標榜，采入了寓言、笑話、自然故事、生活故事、傳說、曆史故事、兒歌、民歌等等。”小學語文教科書由“綜合知識”編寫模式轉向“兒童文學”編寫模式。
而2011年版《語文課程標準》在“教材編寫建議”部分則強調：“教材應符合學生的身心發展特點，適應學生的認知水平，密切聯係學生的經驗世界和想象世界，有助於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創新精神。”這表明了“課標”對教材體現兒童視角的要求。在具體操作層麵，現行教材在內容選擇和編排方式上注意以促進學生的發展為中心。“教材選文考慮題材、體裁的豐富多樣，考慮兒童的學習興趣，還更多考慮學生熟悉的經驗世界和學生生活著的現實世界，聯係現實社會，拓展學生的視野。教材的組織和安排從學生的生活出發，漸漸向外擴展。”
作品在小學語文教材中所占比例較高，這些作品角度獨特、富有童真童趣，如蘇教版的《裝滿昆蟲的口袋》《愛因斯坦和小女孩》《沉香救母》《一本男孩子必讀的書》，人教版的《蘭蘭過橋》《小獅子愛爾莎》《去年的樹》《做風車的故事》等課文，或彰顯孩子的智慧與靈性、純真與爛漫，或呈現豐富多彩的風土人情、描繪純潔無瑕的精神世界，或表現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它們將兒童作為起點、作為中心，目的在於促進兒童的自然發展與成長，很好地體現了語文教材中的兒童視角。
二、 在教材建設兒童視角問題上的再認識
1. 對名家名篇應持公允的態度。語文學科的性質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即既要教會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又要給學生以精神上的感染熏陶，因此課文需“文質兼美”。而很多名家名篇因其典範的語言、敏銳的感悟力、深刻的立意及高尚的人文精神，完美表現了中華民族語言文字的博大精深，涵養了兒童的精神，潛移默化地提高了他們的品德修養和審美情趣。如《開明新編國文讀本》首選、後人教版教材又選用的蕭紅的《火燒雲》，文章不僅展示了栩栩如生的美景，同時渲染了人們歡樂的心境。作者以多個不同構詞形式的詞語描述了火燒雲的顏色變化，描繪了紅霞飛舞、目不暇接的奇妙景觀。文章勾勒出火燒雲各種奇妙的形態，它好似跪著的馬、凶猛的狗、威武的獅子，而瞬息之間又從清楚到模糊、最後消失不見，恍恍惚惚什麼都不像了，給人留下無限的遐想。人教版一年級選入葉聖陶先生的詩歌《小小的船》：“彎彎的月兒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兒兩頭尖。我在小小的船裏坐，隻看見閃閃的星星藍藍的天。”短短幾十字，優美、輕快，文字淺近明白如話，充滿童稚與想象，它將月亮與小船互喻，讓兒童在讀中感悟，在讀中理解，在讀中想象，在讀中得到美的熏陶和情感的升華。
課文需要有名家名篇，但我們也應該對名家名篇持公允的態度，要從名家名篇和經典中解放出來，將符合語文的特性、適合教和適合學放在首位。香港及台灣的教材便十分注重自主編創、量身定做，如香港啟思版教材的創編作品占59.2%。“小學階段是孩子語言發展的關鍵期，也是文字語言習得的奠基期，語言的豐富積累和語感能力的發展主要靠模仿、認同、內化和積澱。因此，為孩子提供平實、規範的文本語言就顯得尤其重要。”④而經典中亦不乏個性突兀、遠離學生的生活實際和語言經驗、不易被學生理解與內化的篇章。如某教材中曾選過魯迅的《給顏黎民的一封信》，雖表現了魯迅先生對年輕人的關懷備至，但這篇課文缺少了童心、童趣、童真，孩子並不喜聞樂見，後被撤換。又如蘇教版四年級《燕子》一文節選於鄭振鐸的散文《海燕》。1927年，鄭振鐸寫作此文時正因受到迫害而遠走歐洲，去國懷鄉之際，偶遇海燕，睹物思情，引發相思，落筆成文，寫出《海燕》。這篇散文雖是白話，但因時過境遷，其中相當一部分詞語我們讀來已感佶屈聱牙，如“勁俊”“蹇劣”“曠亮無比”等。顯而易見，這些跟今天的語言規範與行文習慣都是有距離的。再者，鄭振鐸先生當年是在被逼逃亡的路上寫作此文，其初衷並不是給兒童看的，更不會考慮到作為小學語文教科書範文的特殊要求。因此，我們要將這樣的文章選入課本，勢必要根據小學生的年齡特點和對語文學習的特殊需要，對原文進行必要的刪節和改動。
葉聖陶晚年曾在《我和兒童文學》一書中回憶說：“在兒童文學方麵，我還做過一件比較大的工作。在一九三二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時間，編寫了一部《開明小學國語課本》，初小八冊，高小四冊，一共十二冊，四百來篇課文，內容和形式都很龐雜，大約有一半可以說是創作，另一半是有所依據的再創作。總之，沒有一篇是現成的，是抄來的。給孩子們編寫語文課本，當然要著眼於培養他們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須符合語文訓練的規律和程序。但是這還不夠。小學生既是兒童，他們的語文課本必得是兒童文學，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使他們樂於閱讀，從而發展他們多方麵的智慧。當時我編寫這一部國語課本，就是這樣想的。”⑤本著這樣的思想，葉聖陶幾乎自創了一半的課文，這些課文雖在當時並不能算作經典，但它們幫助兒童認識和了解日常生活、訓練聽說讀寫能力、擴充想象、啟發思想、涵養感情……直至今天，這套教材依然受到讀者的認可。
2. 對兒童思辨能力的培養。所謂思辨，意為思考與辨析，是一種抽象思維的能力，對於發展學生思維的深刻性、全麵性與條理性具有重要的意義。傳統認為，培養思辨能力是中學甚至大學的事，從小學階段就開始是不是太早了。殊不知小學階段的學生思維活躍，處於認知與思維發展的關鍵期，逐漸從具體形象思維向抽象邏輯思維過渡，思維模式具有很強的可塑性。因此，如何在小學階段有意識地滲透一些思辨能力、邏輯思維的培養成為教材編寫者需要思考的問題。而小學語文教材對此的關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