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在6月13日下午，中國作協重新討論處理“丁陳反黨小集團”問題的黨組擴大會議。邵荃麟第一個發言，他說：“最近整風深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就是反擊右派言論，因此整風也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
察覺到苗頭不對的丁玲，此時終於發言，正是這次發言，使她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據李向東介紹，陳明（丁玲的丈夫）曾向他提起此事，丁玲當時在會議上說，“劉白羽說要鬥爭我，經過了中宣部部長辦公會議批準，我要問，是口頭申請、口頭批準的，請拿出會議記錄來，是書麵申請、書麵批準的，請拿出材料來。部長辦公會議上的決定，是不是就可以說是中央的決定？你們這一行動，把作協的支部、總支、宣傳部黨委會放在什麼地位？”反右開始後，劉白羽在7月31日作協黨組擴大會上說，丁玲的這個發言“達到了反黨的高潮”。
李向東告訴《鳳凰周刊》，丁玲在1957年的命運，歸根結底取決於全國政治鬥爭的大氣候。當年7月25日下午2點，王府大街文聯大樓的禮堂中，中國作協黨組重新討論處理“丁陳反黨小集團”問題的擴大會議，內容由糾正錯案變為批判“丁陳右派反黨集團”。邵荃麟主持會議，他說：“右派進攻的方法，就是要翻案！”張光年、戈揚等人相繼發言揭發批判，一些人開始呼喊“打倒反黨分子丁玲”的口號，要讓丁站到台前作交代。她麵對人們的提問、追究、指責和口號，無以答對，使得丁玲精神承受巨大壓力，最後索性伏在講桌上哭起來。
8月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的位置，刊發《文藝界反右派的重大進展，攻破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此後，丁陳兩人便成了過街老鼠，全國婦孺皆知，人人喊打。就連毛澤東，都在接見外賓時談到丁玲時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搞文學的很糟，丁玲這樣的人，是一個大作家、黨員。現在很好，可以把她趕出去了，趕出去更好辦，文學藝術會更發展。”
隨後，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結束四天之後，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13次會議講話談到對右派分子的處理時說：“還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來是人民代表，現在怎麼辦？恐怕難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當人民代表了。”（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
丁的命運急轉直下，1957年12月6日，中國作協黨總支召開大會，一致同意開除丁玲的黨籍。並在1958年2月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取消了她的人大代表。這也成為丁玲一生中最難受的時候。邵荃麟告訴她：“對你的處分是按右派分子第六類處理，這是在政協會議小組會上討論過的，你可以不下去勞動，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見楊桂欣《我丁玲就是丁玲》，《炎黃春秋》1993年第7期）
但丁玲不願在此時留在北京，她想去北大荒，那裏，有她的丈夫陳明。她甚至想早點離開，寫信給邵，“近來我幾乎每天都在想要寫封信給你們，問一問組織上對我的處理，以及我什麼時候可以下去參加勞動，獲得一個重新做人、改過自新的機會。”
北大荒的“思想改造”
1958年6月12日，丁玲登上前往東北的火車，去和陳明相聚。在東北逗留數天後，丁、陳兩人，持合江農墾局介紹信，前往湯原農場，陳明分到生產二隊種菜，丁玲到畜牧隊養雞。她從來沒養過雞，院子裏的大公雞欺生，看見丁玲就撲上來啄，她揮手驅趕，公雞就撲打得更凶，嚇得丁玲連打水、上廁所都打怵。她後來回憶此事時說：“這裏到底是我的家，還是雞的家呢？”（見丁玲《風雪人間：新的家》，《丁玲全集》第10卷）
在此時期，丁玲的信念就是八個字：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她在到湯原農場一周之後，就向中國作協黨組寫了第一封彙報信，稱“我要極力在這生活的熔爐裏，徹底地改變自己，我相信我可以在這裏得到改造。”
中國作協副秘書長張僖來湯原農場看望丁玲時，丁玲站在案板前剁雞菜，有時一天要幹8個小時，大腿浮腫，一按一個坑。但他在回京後寫給作協黨組的報告中卻說：“這個人表麵上看來是叫幹啥幹啥，在勞動中也能挑土、挑雞糞、切雞菜等，幹比較重的活，但此人並不簡單。她原來的那一套還是原封不動，指望她的思想、立場有根本改造是比較困難的。”隨後，中國作協黨組在寫給中宣部的彙報中，將丁玲列為“對被劃右派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的第三類的名單。
1963年2月，丁玲給邵荃麟寫了六千字的思想彙報，表示要“更多地贖罪，把罪贖完了，才能得到安寧。”同年9月又給周揚和邵寫信，說“恨自己的改造不夠，又迷茫於不知道今後還該如何改造。”她近乎哀求地希望得到中國作協、中宣部、周揚這些代表黨的人原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