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右派帽子與文革紀事
作者：孟繁勇
丁玲的一生被政治裹挾，政治帶給她的不僅是無限風光，更多的時候是慘痛災難。尤其是1955年至1976年，每一次的政治運動都如同風暴，將她卷入其中。
丁玲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最具傳奇色彩的女作家之一，她跌宕起伏的一生，始終與政治、文學、愛情相糾纏。
7月4日，由中國丁玲研究會、清華大學中文係與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聯合主辦的“丁玲與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丁玲傳》出版座談會”在清華大學舉行。這套皇皇53萬字的巨著，由丁玲生前最後一任秘書王增如與其丈夫李向東合作完成。
王增如曾在丁玲身邊工作多年，親曆了丁玲晚年一係列重要事件。丁玲過世後，王、李二人自發進行丁玲研究，采集整理了許多丁玲的第一手史料，包括對丁玲的錄音采訪，丁玲的書信、日記與文件，以及以前未曾披露或未受關注的創作手稿。因其史料的豐贍與完備，這套《丁玲傳》被學者陳子善評價為“迄今為止最為詳實、最有深度的丁玲傳記，不僅對丁玲研究而且對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都頗具價值。”
7月16日，李向東、王增如夫婦接受了《鳳凰周刊》的采訪，講述《丁玲傳》的故事。丁玲的一生被政治裹挾，政治帶給她的不僅是無限風光，更多的時候是慘痛災難。尤其是1955年至1976年，每一次的政治運動都如同風暴，將丁玲卷入其中。曾被毛澤東譽為“今日武將軍”的丁玲，卻如同風中落葉，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這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時期，她想躲開，但在大時局變幻中，永遠也避不開。
從自由主義到“反黨聯盟”
1955年7月6日，詩人田間在北京什刹海自盡未遂。此時的丁玲居住在多福巷16號，她完全沒有想到，田間的自殺將揭開她此後悲劇式命運的大幕。田間自殺的原因，是他被組織上找去談話，要求在內部肅反中反映丁玲的宗派問題，性格悲情的他無法向組織說清楚，隻能自尋短見。
據《丁玲傳》考證，向中宣部“揭發”丁玲的人，是時任作協黨組副書記的劉白羽和作協黨總支書記阮章競。原在中宣部任職的黎之曾經看到一個材料，那是田間自殺前一周，關於胡風的第三批材料公布不久，當時劉白羽與阮章競共同署名，向中央宣傳部寫報告“揭發”丁玲、陳企霞等人的問題，並附了有關丁玲、陳企霞等人的材料。
這份材料報到中宣部，部長陸定一隨後在7月下旬，向中央寫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準備對丁玲等人的錯誤思想作風進行批判的報告》，報告中提到，“他們（指劉、阮兩人）根據一些同誌所揭發的事實和從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口供中發現的一部分材料，認為丁玲同誌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想作風是極嚴重的。”並且，“去年檢查《文藝報》的錯誤時，雖然對她進行了批評，但很不徹底，而丁玲同誌實際上並不接受批評，相反的，卻表示極大不滿，認為檢查《文藝報》就是整她。”
陸定一的報告得到中央批準，丁玲被批的命運，至此已無可挽回。包括田間在內，許多的人被組織談話，要求他們“揭發”丁玲。在8月初中國作家協會黨組的一次擴大會議上，丁玲被扣上了一個她永遠也想不到會背負的大帽子——反黨。這個帽子任誰也膽戰心驚，聞聽此言，丁玲毫無思想準備，一下就慌了。
畸形的歲月對人性的扭曲，是超乎人想象的。本來很好的朋友，卻在此時紛紛站出來揭發丁玲的“問題”。丁玲急於找人證明她的清白，但在那個人人如驚弓之鳥的年代，丁玲並沒有得到她所期待的幫助。終於，在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第15次會議上，周揚發言為丁玲定性：“丁玲、陳企霞是反黨的聯盟，不是為實現黨的方針，而是為個人野心，權力欲望。”隨後，作協黨組在寫給中央的報告裏列舉了丁、陳20多項“罪證”，《報告》建議“開除陳企霞和李又然兩人的黨籍。”
政治的打壓冷酷無情，友情變敵意，熟悉轉陌生，難以忍受的丁玲，終於在10月底，寫出了書麵檢討，承認和陳企霞是反黨聯盟的關係，並請求能夠保留黨籍。後來丁玲在1956年8月16日寫給中宣部黨委會的信中說，之所以承認“反黨聯盟”，一是有理也講不清，不想再無休止地糾纏拖延下去。丁在信中寫道，“實在不知要怎麼說才能取得他們的信任，不如承認了，可以脫身完事，好早早從事工作。”另一個原因，“怕被開除黨籍，失去政治生命。在當時情況下，堅持真理和堅持錯誤隻一紙之隔，我覺得，我堅持了，是有被開除黨籍的可能的。”
承認了反黨小集團，對於丁玲的打擊是巨大的。命運將她丟進了不堪的境地，但是，這卻僅僅是開始。
“反黨集團”被劃右派
1957年，是丁玲遭受滅頂之災的一年。當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因此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毛澤東親自起草了《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郭小川的日記說，劉白羽告訴他，陸部長找他談了話，他認為對丁、陳的鬥爭要繼續，不要怕亂。陸定一這時已經知道了“上頭”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