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月給周、邵兩人的思想彙報信中寫道，“我有一個要求，我希望黨根據自1958年我到農場以後，5年多來的一貫表現，對過去錯誤的認識，對黨的態度等，摘掉我的右派帽子，準許我回到革命的隊伍中來。”又寫道，“我向黨保證：決不重犯錯誤，我一定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老老實實聽黨的話，服從領導，做黨的馴服工具，為革命，為無產階級埋頭工作，奮鬥到底。”（見《丁玲陳企霞集團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
某種程度上，這正是政治運動最為使人驚懼之處，無數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識分子，從最初時的不解、爭辯直到被迫自我認同，思想上漸漸開始接受自我改造，徹底從肉體及精神上完全服從。
丁玲的信寄往北京，但她始終沒有等來摘帽的回信，而是等來了文革的爆發。
身陷秦城與遲來的平反
1966年5月，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開始。當年9月，紅衛兵來到農場，開始鬥爭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丁玲首當其衝。丁玲和陳明被勒令搬出招待所，安置到場部八委的簡易住房，他們有一種大禍臨頭的預感。
造反派們開始抄家，丁玲家裏值錢點的東西幾乎全被抄走。緊接著就是批鬥，有一天下午，一群中學生紅衛兵，拉丁玲去文化宮廣場批鬥，戴上高帽，畫上鬼臉，掛了“大右派丁玲”的牌子。陳明回憶說：“她曾被打得頭破血流，被踢傷腰骨，半個多月下不了炕。曾被從台上推到台下，摔在地上，這些她都無言地忍受了。鄰居見她這樣受折磨，都同情她說，過這種日子還不如死了好。可是她反倒寬慰人家，怎麼能死呢？再苦也得熬過去啊。”（見陳明《三訪湯原》，《丁玲全集》第10卷）
丁玲記憶最深的迫害折磨，是1968年北京來人外調，名義是軍管會，他們把丁玲關到招待所，突擊夜審，揪頭發、捶胸口，逼迫她承認當年“打入延安，是中統特務”，還要交出特務的組織關係等。丁玲說：“我百般解釋都沒有用，他們不聽。我頭昏眼花，實在熬不過，我軟弱無能，隻得承認。這樣才放我回宿舍睡一覺，讓我第二天把材料寫好交去。一覺起來，精力恢複一些，我便寫材料，把頭天晚上承認了的東西又全部推翻。晚上再審，罵我翻供、頑固、死特務。不準翻供，還逼我交出特務的組織關係，又是車輪戰，疲勞轟炸，隻得受著，熬著。”
除了肉體的痛苦，還有思想自我摧殘的傷害，丁玲每天都在苦熬，不知何時是頭。《丁玲傳》中寫道，1970年4月初，一天深夜，一群穿軍裝的人闖入居所，讓她簽署一張北京軍管會簽發的逮捕令，她卻並不驚慌，那一瞬間的念頭是“救命的來了。”隨即被押上火車，送往秦城監獄。
王增如向《鳳凰周刊》回憶，丁玲後來和她說，在監獄裏的生活，能吃飽，沒有人打她了，最起碼能夠活命。在秦城監獄，丁被關在一間七八平方米的牢房，最難過的就是沒有人和她說話，而丁是愛表達的人，特別喜歡和人聊天。為防止長期不講話，語言能力衰退，她小聲背誦詩歌或唱歌。為了活動四肢，就把草紙弄成紙團，往牆上扔。五年監獄時間，她甚至通讀了《資本論》和39卷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
直至1975年1月，鄧小平出山，陸續給一大批受審查的老幹部結案，有的出獄治病，其中就包括丁玲。當年5月20日晚，監獄負責人叫來丁玲，宣讀了中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對叛徒丁玲的審查結論》，稱“丁玲是叛徒，其問題性質屬敵我矛盾，遵照毛主席調研從嚴，處理從寬和給出路的政策，保留其公民權，養起來，每月發80元生活費。”
隨後，丁玲被釋放出獄，她的右派帽子，仍然沒有摘除，但她不再有憤懣，也不再有抱怨了。她後來在給兒子蔣祖林的信中提到了文革的影響，《丁玲傳》將這封信公之於眾，“一個大的運動，一個大革命的進程中，總會有某些人吃了一點苦頭。”“把這些作為革命，特別是革命前行中的不可避免的現象去看，就沒有什麼憤憤不平，就沒有什麼可以埋怨的。”
此後，丁玲雖然仍然未摘帽，但也沒有再遭遇多大折磨，隻是不能發表作品。1979年，在《汾水》雜誌第三期，丁的作品《致一位青年業餘作者的信》刊發，這是自1957年反右鬥爭22年以來，丁玲頭一次發表文章。而丁玲一直期待的平反，則等到1984年7月才姍姍遲來。
1955年至1976年，丁玲的命運完全被淹沒在政治風雲變幻之中。在《丁玲傳》中，兩位作者也嚐試對丁玲這一時期作出分析，李向東告訴記者，丁玲能夠承受並且活下來，源於她的性格：“寫完《丁玲傳》，有一個很大的感觸，那就是她孤獨、驕傲並且反抗，包含著為革命所不容的所謂個人主義內質。它們貫穿丁玲一生，也是她大起大落遭遇的內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