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古典生活和古典身份的認同與改寫就是一種當代生活態度，古典愛情中的當代成分證明了當代生活的紛亂以及人類核心生存意識的沉靜，這樣，這部小說裏的愛情不斷由男女主人公扮演的不同愛情身份來加以變化，這種同時指喻內部和外在的雙向性愛情故事，自然與流行文學那種明確對應於外圍現實的愛情故事不同。
就形成這部小說的第一層意義而言，它對於小說自身的指喻性引導著一種小說內部組織性的豐富，同時也成為富於外部指喻性的體裁。比如，這部小說清楚地表明，如今小說既可以像流行文學那樣取材於大量的生活情景，也可以具有新的表現形式，當不同的情景被包容於同一個故事中時，敘述本身可以將其轉換為同一主題下的不同故事，在這種有機組織下，小說中形成了反諷、重述、隱喻等一係列過程，並在這種過程中產生現實的張力。
在這部小說中，黃金明用故事係統來指喻人們感覺和說法的不真實、指喻人們隱藏真實自我、指喻人們對自己粗鄙卑劣一麵的回避。小說以超越於三層故事之上的角度去觀察局限於三層故事中的人物和生活，這一隱喻性的表現係統因結局的預示而更有表現力，因此，故事元素和變化形成了新的生活意象，不斷滲透到帶有主題意味的敘事過程中，將敘事過程變成由文學組成的生活過程，這種生活過程並非是靜止和孤立的，它與更廣泛的當代生活元素相連接。
黃金明小說中這種故事與現實間的相互指喻，構成著對當代中國生活條件的接受與思考，這成為這部小說的一個重要的現代藝術特點。這意味著，黃金明在接受時尚生活的同時，也接受了時尚生活中的藝術挑戰。對小說自我和現實的同時理解的能力，導致了黃金明對藝術形式之間界限的重新設定。這比那些在網絡麵和暢銷紙中普遍快樂、表麵顛覆的寫作更加具有根基性和深入性。
四
傳統的主流文學和精英文學的一個主要特質是其對文學與生活的創造性，並且是需要花費美學智慧和精神積累的。由此，傳統文學與流行文學的重要區別是創造與製造、腦力與體力的區別。
在《夫妻長談》中，作者的美學立場使其能將形式與內容、生活與文學的一些矛盾性集中於故事中，有意運用一些技巧性因素去嚐試解決其中一些難以處理的關係：比如故事的多向性與生活的真實性關係，這樣的解決方式使真實性生活的形式和內容都具備了更多的可想象性和可猜測性。但是，流行文學的寫作與閱讀都會對此不以為然，因為這讓寫作和閱讀都變得具有難度，因為簡單的生活態度會讓人對文學寧肯像享受像身邊生活一樣唾手可得。
《夫妻長談》中，陸遜和張琴用不同的方式和角度來反複講自己與對方故事的方式，表達了一種人生立場和態度，以此種方式來隱藏自己，掩飾自己，也發現自己和改變自己。這種反複講述探求、多層描述想象，有層次地記錄當代中國生活中的願望與欲望、美好與醜惡、真實與虛假之間關係，作品從最初安寧、冷靜、克製、輕微浪漫地講故事，走向最終的激情表演，其夫妻對話的生命本質最終坦露。
同時，在這個過程中，作者通過敘述不斷地改變主人翁的形象以及他們間的關係，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超越他們的現成生命情景，也讓他們超越在夫妻間發生的事件，讓這樣的敘事過程與人物行動恰當地融合，以此超越故事和生活，將敘事變成美學意義上的小說——麵對生活和敘事的同時性效果。
這種敘事與超越的過程帶有冷靜呈現和哲學觀看的味道，並因此而與寫作保持了距離：將寫作既不作為工具也不作為情緒，小說並非僅僅為了小說而寫作，也為了生活而寫作。文學寫作正像在這部小說中兩人對話那樣：講述故事既可以是真實生活和感受的重要來源，也可以是回避生活真實——製造謊言與虛幻的手段。
在流行文學中，比這種雙重態度更為普遍的，是對深入生活的責難和回避，不願意去探求表麵生活之下的東西。整個敘事過程，是陸遜和張琴在夫妻對話中努力遮沒和掩飾的生活過程，以借此來探詢真正的情感和價值。他們的反複講述、修正卻造成了相互的冷漠和輕視，最終達到了他們生活中冷靜的瘋狂——激情消失後的死寂，張琴最後的分手決定，是由整個敘事係統來完成和體驗的。外界生活不可逆轉地幹擾、控製著他們，他們之間的各種可能都是時代生活形式形成的，於是，無論作為一種社會人物，還是作為一種文學人物，他們都是被社會所生產的。
作為丈夫，陸遜不僅害怕成為張琴的狩獵者，而且害怕成為沒有道德感的卑瑣者，於是，他富有意味地將占有與愛情相提並論。由於占有者助長了體驗愛情的虛幻性，因此呈現出他替代與占有的生活方式——把泛溢於我們生活的占有普遍合理化。這裏，陸遜不僅把張琴變成了可以被象征性占有的女人，而且還借此鼓舞人們對占有的永不枯竭的狂想，因為這裏已將願望變換為欲望。陸遜的講述是他無能的、甚至虛弱的辯護手段，而張琴的講述卻是她無力的想象和撫慰。
五
無論怎樣去評說黃金明的小說，其特點總是與複雜的文學特點和現實特點相聯係的，而不像一般流行文學那樣比較簡單化地表現一種被公眾或社會分層所共同體認的效果。現代主義的喬依斯和艾略特曾專注於回歸古典傳統，這種做法與小庫爾特·馮尼格特、約翰·巴思、托馬思·品欽、阿蘭·羅伯－格裏耶看上去有很大的不同，但可以看到，後者常常求助於傳統文學，巴思後來說，他早期認為後現代主義的標簽是“枯竭的文學”，應當更準確地改為“補充的文學”。
與此相應，在網絡化、時尚化文學已經確認“文學的枯竭”而走向一種非精致化、非美學化的文學道路時，最多隻能將其包含的極少創造意識視為一種對傳統文學的被動補充。
在黃金明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對文學的主動補充行為和美學的有意追求。從表麵結構和主題傾向上看，與其說黃金明的小說是對傳統敘事和傳統現實以及兩者關係的一種背離，不如說是一種通過技法變換和現實整合而對傳統的重申與發揮：這需要相對深厚的文學和文化根基以及獨立的生存感受，包括對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同時理解和融合。
與洋洋灑灑的網絡平麵、博客社群、批量印刷中的文學寫作相比，黃金明到故事技術和敘事觀念中去尋找美學靈感是困難的，但這種尋找卻在為我們營造出一種新的城市生存感覺：一種在個人情感中變化的時代生活。這種美學靈感既包括技巧方麵的，也包括比喻和象征方麵的，也包括生存觀念和文學觀念方麵的，問題在於，為什麼像黃金明這樣的小說家在敘事探索和文學追求上比當年的先鋒小說並無遜色，這樣探索和追求對小說的存在也仍然重要，卻沒有像網絡寫作、博客寫作、暢銷寫作那樣受到重視？
當然，流行文學首先是一種快速寫作，不然圖什麼？網絡熱詞像醜角表演——為什麼不好好說話？流行文學像城市猴子——為什麼不平靜讀寫？對流行文學的吹捧如今已經到了像對網絡熱詞那樣的關注，卻難見其中有對中國當代生活價值的思考與表現，更多地見到的是形式和內容的簡單翻新，隻有一呼百應的效果，卻難以發生改變文學和提升生活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