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論傳統“信義文化”對“信義城市”建設的傳承與借鑒(1 / 3)

論傳統“信義文化”對“信義城市”建設的傳承與借鑒

文化藝術研究

作者:黃建聰

摘 要: “信義”,即誠實守信,公平正義。在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信義”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重要基石與核心內容,其理論內涵十分豐富。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建設中,為建設“信義城市”,研究傳承和發展“信義文化”,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時代意義。

關鍵詞: 信義文化 信義城市 傳承借鑒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內涵豐富、哲理深刻的信義思想,這些思想經過實踐,最終形成了中國古代“信義文化”,並深深地融入人們的思想意識和行為規範中。古代“信義文化”曆久彌新,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在信義城市建設中,挖掘和傳承中國古代“信義文化”,對加強當前信義城市建設,具有積極的啟示意義。

一、古代”信義文化”的主要內容

在傳統文化中,“信義”是為人最重要的品德,是一切道德的基礎,也是一個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石。什麼是“信義”?“信”,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解釋為“從人從言,人言為信”,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解釋為:“信,誠也;誠,信也”。可見,“信”與“誠”同義,現代漢語的“誠信”,指誠實守信。“誠信”是立身處世、自我修養的基本原則,也是做人的道德基點。“義”,古語作“義”,其原意是“正義”“道義”,也指公平正義。可見,“信義”二字已涵蓋了“誠信”和“正義”兩方麵的意思,既要恪守誠信,又要堅守正義,做人做事都要符合誠實守信和道德正義的標準,說出的話必須履行,做事必須講究道德規範。

1.“信義”是人們積極追求的君子人格。“半部《論語》治天下”,論語的核心要義就是要人們不斷提高道德修養,成就君子人格,其中,信義是最基礎的道德規範。古代“信義文化”有深厚的曆史文化淵源,早在2500年前,孔子就告誡弟子要誠實守信,言行一致,孔子曾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其中“謹而信”就是要求弟子們不輕易許諾,一旦承諾則必須做到,孔子說:“信以成之,君子哉。”以誠信做事,才是君子的人格。《易經說卦傳》“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把“義”與“仁”並列看做是為人之道。朱熹很推崇孔子時代魯國的“重禮教,崇信義”,把“信義”看做是至高無上的道德。在對待“義”與“利”的關係上,曆代儒學先師都主張“重義輕利”,在道義麵前,個人利益是無足輕重的,鄙視見利忘義,如孔子把是否重“義”作為劃分君子和小人的標準,曾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如果為了富貴做不義的事情,對我來說,這樣的富貴就好像浮雲一般不值得留戀。孟子也說過類似的話,“何必日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因為“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如果棄“義”而用“利”處理君臣、父子、兄弟之間的關係,那麼人與人之間的情分都將失去。孟子還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在正義麵前,生命都可以舍去,這是一種多麼了不起的浩然正氣。漢代大儒董仲舒也表達過“重義輕利”的義利觀,他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種“不謀其利,不計其功”的處世觀,正是儒家對義利觀最深入的概括。

2.“信義”觀是各派思想家共同認可的行為準則。先秦時代,盡管各派思想家圍繞天人關係、人性善惡、宇宙本源、政治製度、社會發展等重大問題,知識分子們展開了激烈爭論,形成了“百家爭鳴”之勢,但是,在道德自律上,在信守誠諾上,在堅守正義上,各派思想家均能達成統一認識。除了儒家,古人對“信”和“義”的認識大多比較統一,如墨子堅守正義,最痛恨濫殺無辜,反對以弱執強,以眾欺寡,麵對戰國時期的侵略戰爭能路見不平一聲吼,因為他說“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公輸》);韓非子肯定晉文公“為政以信”的做法,認為隻有為政以信,才能稱雄於天下。《淮南子泰族訓》“聖人一以信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把信義作為衡量是否聖人人格的標準。後代的思想家也都提出相似理論,如王安石認為國事應“度義而後動”《答司馬諫議書》;蘇洵稱讚“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這些學派學說形成鮮明的信義文化體係。

3.古代“信義文化”非常注重人的自律。“信義文化”作為一種非常重要的道德責任和倫理規範,一直被視為立人之本、修身之道、為政之基,它對於推動和諧的人際關係和正常的政治經濟秩序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各行各業的人都把信義看做是人最寶貴的品質,並以此自律。春秋戰國時期的“俠士”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守信群體,司馬遷《史記遊俠列傳》記載了一批“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的俠客,“信”作為他們的人生追求,其內涵就是重諾、守諾、履諾,一言九鼎,言出必行。商人也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把從商信譽看得比泰山還重,據史書記載,晉商“輕財尚義,業商而無市井之氣”,這個群體奉“信義”為職業道德,並有嚴格的懲罰措施,若有欺詐行為,就會被同行所恥,為鄉人所鄙、親人所指,甚至失去經營權。在這種價值觀念的引導下,商人自律頗嚴。古代以十六兩為一斤,商人所有的十六兩秤就由十六顆星組成,這十六星除了七顆北鬥星和六顆南鬥星外,就是福祿壽三星了。在他們的心目中,“福祿壽”三星就是公平公正的象征,如果商人少給一兩,就是缺福;少給二兩,就是既缺福又缺祿;少給三兩,就是福祿壽俱缺,這已是非常大的毒誓了,一般人不敢昧著良心做事。生意人的“意”字,古代有種解釋,“意”字上邊一個“立”字,就是見到買主一定要立起來以示禮貌;中間一個“曰”字,就是立起來後要主動與買主講話,而且講話要和顏悅色;下邊一個“心”字,是說做生意要與買方共心,講究信譽,隻有這樣,才能把生意做強做大,所以古代的生意人最重視的就是“信義”二字。對於讀書人來說,誠信更是為人之本。曾子為諾殺豬,教育出一個誠信的孩子;樊於期為國家舍身守信,殺身成仁;張良納草履三度赴約,終獲老人贈兵書成一代名臣,關公盡忠盡力辭榮華守誓言,大忠大義可歌可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