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機構的視覺革新
音樂漫話
作者：唐若甫
視覺上的先入為主，對音樂產業上的乘勝追擊具有決定性作用。
和時裝潮流、大型企業和跨國品牌一樣，古典音樂的發展也依靠視覺上的辨識度。從作曲家的簽名，到樂團及劇院的設計，乃至唱片封麵和品牌標識，都離不開視覺和設計，當然也離不開視覺重塑。
音樂行業和機構的形象設計一般會在迎來新政時進行重新打造，以展現全新領導班子的決心和劇院的新氣象。這種在視覺形象上推陳出新，以先發製人的形象設計來強化更新換代的音樂理念的做法，在整個行業屢見不鮮。
亞太樂團的形象標識更換
過去五年來，兩家在亞太處於領導地位的樂團在一年內不約而同地更換了形象標識，都與重大變化有關。2013年年初，悉尼交響樂團出人意料地宣布更換logo和主體形象設計，並舍近求遠地將設計任務交給了位於波士頓的薩摩茨設計局。薩摩茨是波士頓交響樂團及旗下品牌諸如坦格爾伍德、波士頓大眾樂團和波士頓交響音樂廳的logo設計者。悉尼交響樂團之前沿用的logo就像筆跡一樣，劃出了一道指揮棒揮過的軌跡，重新打造的logo則有點像爆炸式的紅黃拚湊的比特圖案，與布達佩斯節日管弦樂團屬於一個路子。樂團總經理羅裏·傑夫斯（Rory Jeffes）在解釋品牌重塑時說：一則，居住於悉尼的英國設計師文森·弗羅斯特（Vince Frost）所設計的老logo較難在印刷時從背景廣告中突出；二則是寓意樂團和聽眾的關係；三則是為了迎接新任總監大衛·羅伯森（David Robertson）的到來。此外，悉尼交響樂團還把原來的樂團名稱加上了英文的“樂團”字樣，縮寫改成了“SSO”，與上海交響樂團及新加坡交響樂團一致。然而，新logo連同更改的樂團名稱一經推出就受到爭議，甚至被前任設計師文森·弗羅斯特貶斥為“學生設計稿”。
如果把稍早進行形象標識更換的香港管弦樂團和悉尼交響樂團放在一起比較，會讓人覺得很有意思。香港管弦樂團之前的logo與上海交響樂團類似，屬於四四方方的印章圖案，上麵是花紋，下麵是文字。2012年9月，為了迎接新任總監梵誌登上任，樂團總經理麥高德（Michael MacLeod）同樣舍近求遠，啟用位於悉尼的品牌谘詢公司朗濤為其打造新logo，成為樂團職業化這三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品牌更新活動。有趣的是，樂團新版logo就像悉尼交響樂團舍棄的舊logo一樣，勾勒出指揮的動作，充滿動感和視覺線條，展現了豐沛的活力，其實也是為了吸引到更加前衛的讚助商。與新logo一同推出的是樂團全新的英文名稱，較之以往去掉了英文“樂團”字樣。2014年末，台灣愛樂樂團（NSO）也推出了全新視覺形象，以迎接大刀闊斧的重新改組兼並。
柏林愛樂的兩次視覺革新
然而，大刀闊斧的改革未必適用於一些成熟的藝術機構，比如柏林愛樂樂團。作為古典音樂界的無冕之王，柏林愛樂樂團自然在包括演出水準、人員配備、樂師工資、市場營銷、數碼科技等方麵一應俱全，在行業力拔頭籌。2010年，樂團迎來了行政班子一把手的關鍵變更：馬丁·霍夫曼（Martin Hoffmann）接替帕米拉·羅森伯格（Pamela Rosenberg）出任樂團的法人代表兼柏林愛樂基金會董事長。在當時新上任的“頭兒”馬丁看來，對於這支偉大的樂團來說，最佳的“新政”就是保持原有的狀況不變，他不會就具體的行政管理和藝術基調做出傷筋動骨的改變。於是，他便把與時俱進的精神投射到樂團形象設計的重新打造上。
這一做法也在圈內有理論依據。2014年年末，薩爾茨堡音樂節主席拉布-施塔德勒博士（Helga Rabl-Stadler）到訪北京。她原先經商，家族經營奢侈品服裝，後一度從政，官拜奧地利國會議員。當有記者問她服裝行業的經曆對管理音樂節有何幫助時，她回答道：“從事時裝行業給我的經驗就是，必須求新求變，不變則形同末路。不過相較於聽覺，人們更容易接受視覺上的新潮。”這大致也解釋了現代音樂和現代藝術這兩個行當天差地別的資本總量。
馬丁主導的設計交給了柏林“我的小鹿”設計公司，旨在重新打造樂團的形象設計，並將基金會旗下的柏林愛樂大廳、柏林愛樂樂團、樂隊學院及其他機構合並入同一個視覺體係。當年全新出爐的視覺係統以柏林愛樂大廳知名的五邊形logo為參考，並將其特色擴展到所有的設計元素中去，以多邊形為主的設計理念形成了如今柏林愛樂樂團那棱角分明的宣傳物。這一企業品牌重塑獲得了2011年的紅點設計“傳達設計”優勝獎。
德國的“紅點設計大獎”被譽為全球設計界的最高榮譽。2014年，紅點設計大獎吸引了來自全球各地多達一萬五千項設計的報名，競相角逐三大板塊的獎項：產品設計、傳達設計和設計理念。古典音樂行業曆來與設計密不可分，大到整體形象、海報、標誌、樂季手冊和唱片，小到信紙、名片和單頁，都蘊含著設計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