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是曆史遺跡和場景，這些是特殊的資料。各地都有許多這些遺跡或場景被國家或當地政府定為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是對學生進行國情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好教材。在實踐教學中，教師要充分利用。這些特殊的資料、場景能使學生感受到曆史的氣息，把單純的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結合起來，營造出生動活潑的教學氛圍，是對課本知識進行的特殊的補充和延展。
四、曆史資料在“綱要”課教學
運用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史料利用在“綱要”課的教學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史料的收集和利用，不是隨意的。
第一，曆史資料運用必須遵循的原則。首先，史料利用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就是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作為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以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為宗旨，來搜集、考證、分析、利用史料。以闡明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其次，史料利用必須堅持手段服從目的的原則。“綱要”課是思想政治理論課，不是單純的曆史課。要通過近現代以來中國社會和曆史發展的講解，揭示曆史規律，總結曆史經驗，使大學生正確認識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樹立堅定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史料運用上要注意擺正手段和目的關係。使用曆史資料，不是簡單的史料堆積，也不是隨便找來一些野史嘩眾取寵，教師更不是放映員，任何史料都是為闡明理論思想服務的，絕不能喧賓奪主。再次，詳略得當。中國近現代曆史時間跨度大，重大和有爭議的問題多，中學曆史又多有涉及。教學要詳略得當，在充分把握中學和大學教材的基礎上，對中學涉及較多、學生已經掌握或容易理解的問題應該略講。對學術界社會上的爭議話題，對學生做到“兩個了解”、懂得“三個選擇”有幫助的問題，教師要詳細展開，包括學界研究情況、主要觀點，學生應該如何對待，亮出教師的觀點，講深講透。做到詳略得當，“粗”中見“細”、“粗”而不漏，做到與中學曆史課充分銜接，使課程教學能夠融學術性和思想性為一體。
第二，“綱要”課教學中史料運用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一是選擇史料的準確性、真實性。準確性、真實性是曆史資料的生命。“綱要”課教師更應具有選擇、考證、駕馭史料的能力。論從史出，講授“綱要”課“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改造我們的學習》，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頁）。而材料必須準確真實。史料的真偽或理解的準確與否影響曆史人物的評價，影響學生對曆史的認識。錯誤的史料，不僅不能說清道理反而會對學生形成誤導。比如回憶錄的作者因有親身經曆和感受，所以寫出的人物和情節都栩栩如生，使用這些資料，能夠提升內容的趣味性，但教師要注意，有些研究者或回憶者本人，在整理和回憶曆史時，對有些問題回憶有出入，有誇張和虛構的成分甚至錯誤。而不同政治派別的筆下反映的史實不一樣。還有有意偽造的史料，以及因記述人的知識、閱曆等客觀原因導致記述的出入或不全麵等。例如在關於道光皇帝對鴉片戰爭的指導上，有人說道光帝搖擺不定，忽戰忽和，是導致戰爭失敗的重要原因。但仔細研讀《清實錄·宣宗實錄》，從道光帝的一係列“上諭”中，可見這種論斷是缺乏根據的（鄭劍順：《關於鴉片戰爭的兩個問題》，載《學術月刊》1990第10期）。再如民國初年袁世凱為複辟帝製偽造民意而發的電文，據梁啟超《袁政府偽造民意密電書後》揭露的有十幾件（鄭劍順：《中國近代史料學概論與史料書籍彙錄》，廈門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頁）。山西檔案館藏有很多閻錫山的資料，他寫日記是給別人看的，很多內容與他的內心想法和實際做法是不同的，有的可以說相去甚遠。因此如翦伯讚所說：“搜集史料，並不是一種容易事情。因為中國的史料，雖然浩如煙海，但他們並不像寶庫裏的金銀聚在一起，可以應手取得；而是和礦石一樣，埋藏在我們所不知道的許多地方，需要我們耐煩去探求。”翦伯讚：《史料與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61）否則，難免以偏概全，人雲亦雲。有的教師為授課趣味性收集了很多資料，但未加考證使用這些充其量隻能算“野史”的資料，忘記了教學的嚴肅性。因此，教師要利用已有的知識對史料考證後才可使用，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二是選擇史料的典型性、針對性。注意運用典型史料尤其是地方性史料為教育教學服務。由於“綱要”課涉及內容多，時間跨度長，而曆史資料紛繁複雜，浩如煙海。教學中史料的運用要注意典型性和針對性，以便直接切入主題，說明問題，極具說服力和感染力，使逝去的曆史得以鮮活地再現出來，以增強教育的實效性。比如講五四運動時，絕大多數學生對這段曆史已非常熟悉，很多細節可略去不講，針對我的學生對象，利用複旦大學校史館的檔案資料，詳細講述當年的校友前輩是怎樣以飽滿的革命熱情參加到這一偉大運動中並發揮了怎樣的作用，避免了與中學曆史的重複，同時又使學生作為複旦人，來學習、感受這段曆史，教育意義和吸引力可想而知。講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比如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典型的史料是，在國民黨製造皖南事變，進攻新四軍的過程中，被我們視為抗戰中間勢力的國民黨桂係地方實力派直接參與了對新四軍的“圍剿”。但中共正確分析形勢，認識到桂係這次雖參與製造皖南事變，但與國民黨中央、與蔣介石還有矛盾，堅持抗戰。因此，在事變的處理上區別對待，在要求懲處的國民黨罪犯中，隻公開點了顧祝同的名字，而沒有公開點桂係，對桂係留有餘地，使桂係在國民黨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時沒有參與，並最終留在了統一戰線的陣營中沒有分裂出去。
三是選擇史料的思想性和趣味性：選用史料在注意典型性、準確性的同時，必須重視思想性和趣味性，要有利於學生樹立正確的曆史觀和對重大理論問題的理解。即使說明的問題在中學講過，但史料選擇上，要盡可能不與課本上的資料重複，以引發學生對曆史學習的興趣。如講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長期主要的鬥爭形式，但不是唯一的鬥爭形式時，可用在白色恐怖環境中，能夠堅定共產主義信念，隱蔽在敵人內部的共產黨人錢壯飛，在中共特科科長顧順章叛變時，他不顧個人安危，在危急時刻把消息及時傳遞給上海臨時中央，使很多中共臨時中央領導人和各級地下黨人員順利轉移，避免了一場大災難。而後他又機智地逃離中統。用這樣既有思想內容又極具趣味的史料來講述，說明隱蔽戰線鬥爭也是對敵鬥爭的重要形式。如講抗日戰爭史時，必然要涉及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在全民族抗戰局麵形成中的作用。其中，中共與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合作先於國民黨中央，在此基礎上，經過中共、各地方實力派和國民黨及各方麵的努力，實現了國共兩黨的再度攜手。在這段曆史中，學生對中共方麵的主張做法以及國民黨中央、蔣介石的有關史料比較熟悉，但對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抗日主張、在局部抗戰時期對日抵抗的事跡，如長城抗戰、淞滬抗戰、綏遠抗戰等中的英勇表現，在逼蔣抗日上他們發動的三次大的事變：福建事變、兩廣事變以及西安事變等史料相對接觸較少，教師可選擇這方麵史料做適當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