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教材建設應充分體現教育者的智慧和對教育規律的把握(1 / 3)

使用《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教材的幾點體會

杜豔華,複旦大學社會科學基礎部教授。

中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50年前,曾結合當時中國社會現狀和曆史發展的客觀需要指出:“教育是一種武器,是民族、人類解放的武器。”《告生活教育社同誌書》,見《陶行知全集》第4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56)中國雖已今非昔比,但教育特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擔當卻絲毫沒有減輕。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要全麵實現現代化,建立起超越資本主義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還需要不止一代社會主義“新人”的長期奮鬥,所以,對青年乃至全體國民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教育是當代中國教育的重要使命。在當今全球化、價值多元化和中國社會急劇變革的背景下,要引導大學生正確認識自己所肩負的曆史使命,努力成為德智體美全麵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需要教育者在教育內容的設計和教育方式的選擇等方麵具有戰略意識和創新思維。其中,教材建設也是檢驗教育者智慧和水平的一個重要方麵。自2005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以來,就《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而言,新教材(以下簡稱《綱要》)的使用,在教學效果上有了改觀。但作為新教材,它還有待於進一步完善。在《綱要》的使用過程中,我們的體會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堅持論從史出和以史為鑒的原則進行思想政治理論教育

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目的是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確立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而多年來的實踐經驗告誡我們,教條式的硬性灌輸隻是教育者的一廂情願,效果甚微,甚至與我們的願望相反。不同途徑和不同方式的教育產生的效果完全不同,曆史教學的突出優勢在於它有事實作依據,有理可講,言之可信,比空洞的理論更容易說服人。“綱要”課已經體現出自己特有的教育優勢。在教學過程中,我們感到如果能堅持論從史出的教學方式和以史為鑒的原則,可以有效地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學生對政治理論課冷漠的現狀。

首先,堅持論從史出和以史為鑒的原則,不僅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而且可以達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當代大學生思想活躍、敏感、問題意識強,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但這也給我們進行思想教育提出了挑戰。例如,對於中國為什麼不能實行西方式的民主?為什麼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等一係列重大理論問題,如果還像過去那樣隻從結論出發進行說教,學生很難信服,如果能以充實的史料為依據,從曆史事實出發,在搞清曆史來龍去脈的基礎上,揭示出這種曆史結論和理論觀點才容易被學生所接受,也隻有這樣才能順其自然地達到政治教育的目的。

中國近現代曆史是中國曆史中極為不平凡的時段,它承載著中華民族從屈辱到奮起、從衰落到振興的過程,其中有成功和失敗、有流血的革命和改良的嚐試、有自我封閉和對外開放的種種曆程;它記錄了近代以來中國人在處理西化與中國化、傳統與現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係上留下的種種經驗教訓;從這部曆史中我們可以準確地把握中國的國情,清楚地找到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曆史邏輯;認識當今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各種問題產生的根源,所以,隻要我們講清曆史,正確引導學生研究曆史,就可以使學生對許多重大是非問題作出正確判斷。否則,不僅無法透徹地回答學生的疑問,而且會產生消極後果。

其次,堅持論從史出和以史為鑒的原則,可以使學生在自主、自立、自覺中形成正確的價值觀,而這不僅會產生良好的效果,且符合教育規律。從中國古代教育家孔子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到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提出的“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養成‘自主’、‘自立’和‘自動’的共和國民”《新教育》,見《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13)的思想,都揭示出一個普遍的教育規律,那就是啟發式教學和尊重學生的自主性才能真正達到教育目的,政治理論課更需要遵循教育和教學規律。如果我們能夠通過啟發式的教學方式,設計一些問題讓學生自己在曆史中尋找答案,既可以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又可以使其在自覺認識中樹立起正確的觀點。如,對於近代中國為什麼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這一問題,如果從近代中國人探索現代化道路的角度設計問題,首先充分肯定資本主義的先進性,其次,把近代以來中國人探索資本主義道路的曲折曆史,包括失敗的原因搞清楚,同時,又充分肯定中國人探索資本主義道路的價值和意義,在此過程中學生通過自我思考完全可以產生正確的認識,這種方式的效果顯然要比過去那種從批判資本主義的思維出發說明問題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