涪江號子與川江號子的比較初探
音樂理論
作者：蔡玲
“5·12”地震後，涪江號子、羌族文化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失和破壞，麵臨更為嚴峻的保護和傳承形勢。四川省綿陽市為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及恢複重建工作，及時采取了資料收集彙編整理和國家級、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和代表性傳承人的緊急申報等措施，加大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人才的保護和培養力度，並積極開展係列傳承活動，使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有效保護和傳承。2009年，涪江號子（涪江船工號子）被正式列入第二批四川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推薦項目名單。[1]作為生長在涪江岸邊的教育工作者我希望能為涪江號子的保護傳承盡到一點微薄的力量，在三台縣文化局同誌的幫助下開始了涪江號子的研究工作。
在研究的過程中看到了一篇題為《“條”與“塊”的分割與整合——從“號子之爭”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2]的文章，文章中的“號子之爭”是指川江號子在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時經曆的一場到底是“川江號子”還是“峽江號子”的紛爭。[2]也有專家提醒一定要注意不要把“涪江號子”做成“川江號子”的翻版。所以在研究過程中，主要從曲牌和唱詞兩方麵著手，加強了對涪江號子和川江號子的比較研究。
涪江是嘉陵江的一條重要支流，發源於四川鬆潘縣境內岷山雪寶頂北麓。涪江到處是險灘、激流和漩渦，行船十分危險。涪江流域的船工們在拉纖、搖櫓、推橈、絞灘的過程中，為了確保步調一致、協調動作、一齊用力，他們高喊號子，在號子聲中掌握行進節奏，或協調用力，或鼓舞情緒，或消除疲勞，日複一日，年複一年，逐漸形成了“涪江號子”。 涪江號子既有雄獷也有幽雅，既有蘊藉又有粗俗，透出了豐富的文化內涵，保存了較為豐富的曆史、哲學、藝術、民俗等內容，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隨著涪江流域航運事業的興起，經曆了產生、演變和發展的過程，最終自成一體地呈現在我們麵前。涪江號子雖然是川江號子的一個支係，承襲了川江號子的很多特點，但又在其基礎上發展形成了很多自身的特點。
（一）涪江號子和川江號子的共性
1、固定性與即興性並存
涪江號子和川江號子一樣，種類很多，它們分別在不同的環境條件下使用，每個號子的曲調和節奏基本固定，表明了其固定性。但是每個號子的具體內容或取山歌、或用小調詞、或用劇中語、或即興編造，非常自由，幾乎完全以船夫和號工當時的興致而自由變化。唱詞都是來自於生活，而生活內容豐富多彩，特別是語言方麵，生活語言既豐富又生動形象，所以涪江號子從內容到情感甚至於形式都很豐富，這又與它的即興性相關。船夫、號工看見什麼，想起什麼，靈機一動就出來了，如“看見花，就說花，張家妹子愛戴花，收收拾拾回娘家……，”這些忽然而來亦可倏然而去，非常靈活，具有很強的即興性。
2．雅俗共賞
船夫都是來自於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勞動群眾，文化素質和自身修養相對較低，麵對浩浩江流，攏攏山崖，綿綿江岸，磅礴礁石，除了一頂草帽，一件坎肩，一條褲衩外幾乎赤身裸體爬行於江岸，養成了他們粗獷、野俗的性格，發之為號歌亦然不免粗俗性。若號工本身就有一定的修養，號子也不乏文雅的內容，涪江號子自然形成了雅俗共賞之特色。
3．大眾性和個體性並舉
首先，船夫是一個號子群體，號子也是群體唱和。號子除了滿足船夫自身身心需求外，還有一種傳播影響之功能，具有群體性特征。然而各艘船的船主、號工各自的修養、生活經曆、情趣好惡不同，同時在不同的流域段，無論從語言還是生活方式、民風民俗習慣、自然環境都有差異，因此涪江號子本身也帶有明顯的地域特色，實質上也體現出一定的個性化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