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學界“借智”
中國的民族問題原本就很複雜，西方的介入讓它變得更加複雜。從一二百年的曆史宏觀角度來看，“3·14”、“7·5”其實是較小的事件，不會對中國的民族關係的大局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這些事件讓人們認識到中國的確存在民族問題，但思考當前中國民族問題的症結與可能的出路，還是要跳脫這些事件來看。出現一個暴力事件，大家一窩蜂關注民族政策、民族矛盾，認為民族關係已經壞得不得了，不變就要天下大亂，這本身就不是客觀、冷靜的報道態度。
在紛繁複雜的民族矛盾中理出頭緒，客觀評價60多年來的民族政策，並試圖尋找民族問題的出路，僅靠媒體人單打獨鬥顯然是不夠的。在全球化浪潮與社會改革開放的衝擊下，中國各個族群未來如何發展既是民族政策製定者關心的問題，也是學術界的一大研究重心。媒體人需要向學界“借智”，借取他們的專業調查、研究論證與獨立思考，把中國少數民族聚居區的社會變遷和發展實情介紹給那些真正關心中國少數民族發展的海外人士。
成長為專家型新聞人是許多記者的夢想。在複雜如民族問題的報道上尤其需要深厚功底。這種功底不僅體現在接觸和了解專業研究上，更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獨立思考。書本的社會學知識常常無法套用到民族問題的現實上。比如西方的社會學常識認為人口雜居、通婚有助於族群問的結構性同化。而在現實中，由於心理、宗教的因素，族群的聚居區很難變成雜居地。對於學界的各種看法，新聞人要有自己的甄別力。
北京大學的馬戎教授在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出路方麵提出借鑒美國、印度等國的成功實踐，把各族群之間差異主要視為文化差異。這一思路也應該被應用於民族問題的對外傳播之中。在境外媒體的報道中，民族問題常常被高度政治化。經濟援助、高考加分、雙語教學，都被加以政治化解讀，民族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被攪在一起。我們的對外民族報道應該也是一個“去政治化”的過程。
上個世紀50年代，中國的民族關係特別平靜，是因為當時的社會沒有出現太大的變化，計劃經濟下的政府部門完全可以通過調配財力和資源，從各個方麵照顧少數民族，比如分配工作。在今天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並沒有多大能力去幹涉。在社會競爭中處理傳統與轉型的關係，培養承受心理衝擊的能力，是各個族群在現代化過程中都要麵對的事情。弱勢族群也許會產生“受害者”心態，但這種心態無法幫助它更好地現代化。一個一成不變的族群一定會衰落，即使有各種援助與優惠政策，它也很難將享受“補血”政策的同時與提高自己的“造血”能力很好地結合起來。中國的民族問題是社會前進中遇到的問題，短期內無法解決。媒體人要以動態、冷靜的眼光去考量和講述中國的民族政策和民族關係，以理服人，消除誤解。
責編：吳奇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