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話題
作者：嚴怡寧
隨著傳媒消費的發展，民族問題往往成為西方媒體偏好衝突的又一表現符號。當代民族問題在許多時候成為一場媒體表演，當戲劇化的衝突抓住了全球受眾的眼球，意圖通過民族問題實現某種利益的主體就隨之在傳播中獲得權力的增值，構建出其所需要的民族問題的語境。
衝突框架
西方媒體對中國民族問題的報道也是以衝突的框架為主。衝突已成為西方媒體定義中國民族事務的既定語境。常態的中國民族事務很少得到呈現，但一旦出現拉薩“3·14”或烏魯木齊“7·5”事件這樣的衝突事件，西方媒體便會強力聚焦，進行密集的報道。結果中國的“民族衝突”又成為定義中國的表現符號，往往被賦予西方“民主政治”的價值判斷，被釘在中國的背景板上，成為西方媒體詮釋中國的重要維度。
西方媒體對衝突事件的報道還進行了時空上的延展，在更廣闊的背景中進行展現和詮釋。這就使衝突擺脫了孤立性，進一步成為定義中國民族關係的基調。在“3·14”和“7·5”事件的報道中，西方媒體往往會從曆史關係追溯衝突的根源，通過曆史事實的選取和西方價值取向的解讀，將中國與西藏、新疆地區的關係詮釋為“侵略”與“被侵略”、“殖民”與“被殖民”。上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的幾次騷亂事件也被反複提及，使得衝突具備了延續性。曆史記憶建構是界定民族的重要途徑，西方媒體對衝突的曆史延展無疑是為分裂勢力提供了合法性，從而對中國的民族關係完成了一次解構。
西方媒體還總是將中國的社會問題轉化為民族問題。當抽象的民族利益無法滿足動員的需要時，對於民族利益的世俗詮釋就成為爭取受眾的必需途徑。因此民族分裂勢力和西方媒體，往往從現實的發展利益角度突出衝突的存在，將複雜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問題重構為民族衝突問題。一些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社會貧富差距問題、社會治安問題、乃至環境問題都被披上了“民族壓迫”的外衣，西方媒體達到了將“民族問題”現實化的目的。
西方媒體同時還進行著一場造神運動。在中國民族問題的報道中，西方媒體常常使用塑造英雄的敘事策略，使民族衝突進一步具象化、立體化，同時滿足了受眾對英雄的期待。媒體也在為英雄加冕的過程中維護或塑造西方主流價值觀念。最典型的造神運動就是對達賴喇嘛的形象塑造。達賴已成為民族問題報道中體現西方主流價值觀的標簽式符號。在“3·14”事件的報道中，達賴成為西方媒體不能獲取現場采訪後最重要的信息來源，被塑造成關心西藏發展、反對極端手段的“人權衛士”。在“7·5”事件的報道中，西方媒體則用同樣的手法熱捧熱比婭，力圖再造一個維族的“達賴”形象，以將“疆獨”問題納入西方人熟知的認知體係。而反襯英雄形象的卻是西方媒體對中國政府以及官員強硬路線的大肆渲染。實施“壓迫”的官員和帶領“反抗”的民族英雄——西方媒體呈現的這種二元對立無疑使中國的民族問題進一步符合了西方對“共產黨國家”的想象。
衝突事件中全球媒體的不在場
在“3·14”、“7·5”事件的報道中，西方媒體大多通過一些間接的采訪途徑來還原事件麵貌。但一些采訪對象的權威性往往令人質疑，如遊客的經曆、不具名消息源的電話連線以及境外組織的描述等。根據筆者的文本研究，由於這種現場目擊的缺失，西方媒體的報道很難還原真相。美國《紐約時報》呈現出一個難辯真偽的“羅生門”故事，報道中中國政府與分裂分子各執一詞，貌似對雙方客觀公正，實則模糊了事實真相。而法國《世界報》和德國《世界報》則通過一邊倒的聲音將責任歸咎於中國政府，把暴徒美化為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