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民族外宣工作必須要有前瞻性，要有戰略思維、世界眼光。前瞻性就是緊跟時代步伐，牢牢把握世界民族議題的變化，要發出自己的聲音。現在中國國力開始在世界上嶄露頭角，但是我們缺乏設定議題的能力。很多議題都是西方國家先提，隔了好多年我們才反應過來，這時議題已經成了氣候，“逼我就範”。這就要求我們及時跟蹤議題、未雨綢繆。另外，解決民族問題必須要有戰略思維，要把民族問題看作是中華民族生存發展、大國複興的戰略核心。此外，當代民族問題的國際性特征決定了從事民族外宣工作必須具備世界眼光，要充分認識到民族問題的普遍性、長期性、複雜性。因此，我們要積極借鑒世界上相關國家處理民族問題、進行民族外宣的經驗教訓，在兼收並蓄、博采眾長的基礎上，堅定不移地把我國民族團結事業推向前進。
第二，最好回避“我們的民族政策是最好的”等類似的表述。僅從法律角度講，一說到“最好的”馬上引來一係列問題，如標準是什麼？另外，從外交角度講，中國在目前的大環境下一定要低調，你越說自己好，越容易激發別人的“鬥性”。現在有的國家，正形成這麼一種氛圍，政府開會時沒有人敢說“中國好”。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同我們自身有關的，就是我們老說自己很好。這是一個心理博弈問題。
第三，民族外宣工作一定要有責任心。民族問題無小事，如果搞不好就可能引發國家分裂，以及國家的根本性衰落，但不能把民族問題神秘化、敏感化。民族問題很複雜，但複雜並不意味著無解，更不應看到問題繞著走。在今天的中國民族問題上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往往中央越強調其重要、敏感，一般公務人員越不敢處理。例如，外國記者打來電話，問具體情況，誰都不敢回答，頂多說一些原則性的空話，怕犯錯誤。總之，民族宣工作不是一個很虛的問題，更不是雷區，而是一個需要動腦筋、需要勇氣和責任心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理論的修正，通過共同價值觀、國家認同的建構，來逐步解決民族問題，但解決問題的關鍵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第四，更新中國民族問題的國際敘述。中國民族問題的國際敘述有一個困境：當我們和國際社會交流時，往往用別人的概念、用別人的話語來闡釋中國自身的問題，這樣有時會說不通，甚至會遭致反感、抵製。因此，中國民族問題的國際敘述迫切需要有一個新的建構。為此，首先要注意英漢翻譯的對接問題。比如，中文“民族”，無論是翻譯成NATION還是ETHNIC，都無法準確表示中國曆史與現狀。所以，不如直接用漢語拚音“MINZU”。其次，要注意敘述內容的針對性問題。例如，我們在國外對待達賴是從反分裂、維護主權這個角度應對的，而達賴說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即西藏民族宗教文化保護問題、人權問題等，導致我們的應對缺乏針對性。此外，達賴在國外的活動主要依靠民間社會，而我們隻依靠外交部、駐外使領館發出一種代表官方的聲音，效果自然不會太理想。
第五，要注重細節。民族外宣工作可能比其他工作更需要注重細節，但在一些具體事情上我們到目前做的還不夠理想。例如，孔子學院是否能代表中國文化？在孔子學院內除了推廣漢族文化外，少數民族文化是否也應該作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進行國際傳播、綜合推廣？當我們宣傳中醫的時候，是否應把蒙醫、藏醫等也包括進去？我們廣為宣傳的“龍的傳人”，是否能代表少數民族認同？此外，在民族問題上，要想讓西方國家不找事、不搗亂，最好用他們的話來封他們的嘴，而不僅僅是“自圓其說”。例如，我們可以引用林肯的話來反對民族分裂，如“分裂的房子是不能持久的”；可以引用加拿大前總理克雷蒂安的話來反對獨立公投，如“百分之五十加一票就能分裂一個國家，這不是民主”。總之，我們應多積累、多學習一些類似的表述，讓我們的外宣手段更加豐富、外宣內容更加具有針對性和“威懾力”。
責編：吳奇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