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目前中國債券市場可能已經接過了股市泡沫的接力棒。平安證券固定收益事業部研究主管石磊稱，債券收益率的下滑促使投資者加杠杆以提高收益，很多人利用3-10倍杠杆購買高收益債券。石磊同時表示，如果央行貨幣政策轉向，或者股市反彈，很擔心（債市）之後會發生什麼。
但也有分析師表示了不同意見，國信證券分析師董德誌就認為，股市與債市之間並不一定具有蹺蹺板效應。股票市場的容量和債券市場無法比擬，即股票市場容量過小，從體量來看，無法對債券市場資金產生虹吸作用。
那麼為什麼以往周期中會出現兩者的蹺蹺板效應呢？
董德誌認為主要的原因在於，以往股票的上漲反映的是經濟周期的啟動與複蘇。經濟周期的啟動與複蘇則意味著大量金融資產被創設出來，例如信貸、非標等等，這些金融資產的體量遠大於股票市場，會對整體社會融資需求產生推升，在很大程度上會虹吸債券市場中的資金。
因此，股票與債券蹺蹺板效應的關鍵在於是否實體融資需求上升或下降。如果股票的上漲與經濟複蘇，金融資產被大量創設無關，則無法在資金層麵對債券市場產生負麵壓製。
2015年上半年中，雖然股票的上漲與經濟回升無關，但是較為特別的是，采用了以股票為內核，分層、切割、配置的杠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創設出了一部分虛擬性的金融資產，在一定程度上虹吸了債券市場中的資金，但是該規模脫離實體經濟，遠無法和實體融資需求規模相比擬，因此隻能在幅度上阻礙利率回落，不能在方向上改變利率方向。
因此，總體來看，隻要股票的上漲並非宏觀經濟複蘇（實體融資需求擴張）、杠杆配置兩因素導致，其無礙於債券市場的牛市展開。
低利率的局限性
很顯然，薩默斯並不認同伯南克貨幣政策可以決定需求的觀點：即保持低利率，至少與低均衡利率更接近，這樣可以令經濟複蘇，並且更快達到產生更加健康的投資回報的水平。低利率政策的無所作為實際上是反映出了貨幣主義的局限性。
日本是一個例子。奉行零利率政策的“安倍經濟學”旨在抵禦通縮，但是通脹率上升僅是由於增加消費稅而產生的曇花一現。目前，日本通脹率重新跌落回到零附近，更重要的是，工資水平也沒有按照貨幣理論那樣隨著寬鬆的貨幣政策而上升，這意味著未來要產生再通脹是相當困難的。
“債券之王”格羅斯對零利率的批評要更加深刻。他認為，美國本世紀以來、尤其是過去六年的極低利率政策，在推漲金融市場的同時，對實體經濟產生了不利的影響，甚至摧毀了資本主義的儲蓄功能，而這恰好是投資必要且同步的條件。“如果儲蓄枯萎，它的孿生兄弟投資也將凋謝，隨之而去的還有長期生產力。生產力的下降不僅出現在美國，而且遍及全球。”格羅斯說道。
更進一步看，在貨幣主義的宏觀政策不能刺激總需求之後，低利率環境對其的傷害就暴露了出來。環顧海外債券市場，無數低於投資級信用評級（BBB）的企業能夠以5%甚至是更低的利率發債，這本身就阻礙了企業的優勝劣汰，甚至縱容了例如諸多美國頁岩油企業在不合理的水平上維持高資本開支。至於高評級的企業，他們在融資之後卻沒有增加資本開支反而回購股票，2015年至今約為1.02萬億美元，已經超出了2007年的曆史高峰8630億美元。
極低利率不僅會搭上金融穩定的代價，甚至還會傷害總需求和廣大的儲蓄者的福利。在格羅斯看來，美國參加“401K計劃”的普通民眾在未來很有可能會發現，這些基金的孳息難以覆蓋醫療、教育、退休金所需要的支出。而零利率環境給壽險企業資產負債表帶來的壓力，在一個老齡化社會裏負麵效應會更加明顯。鑒於中國同樣麵臨社會保障和人口老齡化問題，那麼走上零利率的道路並不合適。
國際清算銀行（BIS）則在年報中指出，零利率不僅侵蝕了銀行的利潤，讓利率政策使得金融市場錯誤定價橫行，而且給保險公司和養老基金的償付能力帶來了壓力。實際上，歐洲和美國諸多金融集團已經因為這一問題開始尋求打折出售壽險業務。
周小川行長在美國尚處於QE2時代就曾指出了低利率和量寬的政策組合的不足。2012年4月他在“中美經濟學家學術交流會”的演講中稱，即便不能確定凱恩斯的流動性陷阱是否存在，但那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區域——從銀行的角度來說，如果負債的成本為零，那麼它的行為會變得消極，傾向於囤積現金。經驗表明，這種情況下即便監管層進行信貸窗口指導也無濟於事。
實際上，中國現在已經是第三次產生是否需要零利率的討論。第一次是在2000年至2001年中國出現通貨緊縮。另一次是在2009年初，也就是危機剛剛爆發之後，那時不少國家將利率降至零，但中國的利率約從4%左右經過幾次調降，在2008年末達到2%左右，就已經觸底，後來采用了降準。按照周小川行長的解釋，管理利差作為激勵機製來引導商業銀行更為合理。
另一個阻礙零利率時代到來的因素在於人民幣國際化。周小川行長2010年6月在人民銀行烏魯木齊中心支行的一次演講中曾指出，日本經濟在1990年以後長期處於低利率甚至是零利率的狀態，日元資產持有者隻能得到很少的利息，日元的影響力大幅減弱。周小川認為，低利率比日本經濟“失去的十年”更能解釋國際貨幣體係中日元的影響力下降。
中國目前既然決心推進人民幣更積極地參與國際貨幣體係，擴大跨境使用，那麼借鑒日本的經驗，人民銀行就不太可能允許中國出現低利率。
被誤解的“中國式QE”
假如零利率不可取，那麼中國是否會采取量化寬鬆呢？目前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為17.5%，中小型金融機構為14.5%，至少在中期降準才更可能是基礎貨幣的供給方式。
人民銀行從2013年末開始創設了多種新的貨幣政策工具，每次出台都會有輿論驚呼是“中國式QE”來了，“大放水”來了。但是包括短期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抵押補充貸款（PSL）、小微和農業信貸質押再貸款等工具，任何一項都沒有將標的資產納入到央行資產負債表當中，而且普遍期限較短，和QE當中央行直接買入資產存在本質性區別。
實際上，前述貨幣政策創新工具的作用在於流動性緊張的時刻進行緩釋，是對例行公開市場操作的補充，和歐債危機期間歐洲央行擴大合格抵押品範圍類似。因此，看起來人民銀行是在提防未來出現流動性危機，那麼更可以排除主動“大放水”的可能性了。
如果回顧本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貨幣政策看似轉向寬鬆實際上是對2013年下半年的流動性意外過度收縮進行糾偏，就貨幣增速和社會融資規模而言，以“穩健”來定性是合適的。而就積極的財政政策而言，政府是在以接近於凱恩斯主義的方式在可持續、有收益、具備外部性的領域執行長期投資，但這也不意味著政府會放棄通過反腐和財稅改革對財政進行結構性的整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