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考入東冶鎮高小附設的中學班。為表達自己抗日救國的遠大誌向，他果斷將一位小學老師給自己起的官名“顯貴”改作“興華”。因不滿日偽奴化教育，衛興華在同學中宣傳抗日思想，偷讀革命書籍，校方因怕惹禍而無奈地進行查抄斥責。盡管衛興華學期末的考試成績列“特等第一名”，但因深感“亡國之恨”，他不願再讀下去，想到“後方”正規中學公費讀書。
離開日偽區後，衛興華隻身進入晉西隰縣考上了全省聞名的進山中學。這裏，不僅有幽靜的學習環境，還有一大批優秀的教師，有嚴格的學習紀律，有濃厚的學習空氣。更為可喜的是，這所學校的校長名義上由閻錫山兼任，實際上是由我黨地下黨員、情報戰線上的先驅、教育家趙宗複擔任。在這樣的氛圍裏，衛興華不僅學到了新知識，更使他興奮的是在這裏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教育。
抗戰勝利後，進山中學遷回太原，衛興華被選為學生會理事長，他參加了進步社團“投槍社”。當時，他一方麵在趙宗複的指導下開展學生運動，另一方麵與太行軍區派遣的情報人員建立聯係，參加太原情報總站的工作。也就在此時，衛興華和孟沚蘩相識了。孟沚蘩與衛興華是同鄉，小時候兩家相距不到五裏地，但出身及家庭背景卻相差甚大。孟沚蘩曾是大官僚家的千金，未曾想到深受後母的“排擠”而投入到革命洪流。在與衛興華的交往中，兩人越走越近，生活上互相扶持，工作上共同奮鬥。兩人後來結為伉儷，可謂誌同道合。
1946年，衛興華和孟沚蘩已是我黨的地下工作者。不幸的是，衛興華因叛徒出賣而被捕入獄。在敵人的監獄中，他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敵人抓不到證據，無奈將他放出，目的是放長線釣大魚。為此，組織上安排他從太原出走北平，繼續從事地下革命工作。
解放後組織上征求他的意見時，他表示願意繼續讀書。按他的誌願，本想學習文學或新聞。在讀初中時，他就先後在報刊發表散文、雜文、通訊、小說等數十篇；擔任過《複興日報》特約記者、《青年導報》特約通訊員和一些雜誌的特約撰稿人，出任過進步社團“投槍社”的編輯組長，編過《民眾晚報》、《燈下》副刊。但事與願違，1950年8月組織上正式通知他到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讀研究生。衛興華服從組織分配，放棄了原有誌願而走上了學習和研究經濟學的道路。
（三）獨立思考中求真求實
1952年，衛興華作為中國人民大學的首屆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進入教育領域，衛興華仿佛找到了新的夢想家園。他把所有對未來中國命運的期盼全凝聚在自己的學生身上。世事難料，新中國誕生後的幾場政治運動使他的“育人”計劃被迫幾次中斷。
經濟學對百廢待舉的新中國誠然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但要摘取它又談何容易。衛興華更沒想到從事經濟學研究的最大障礙莫過於政治風雲變幻莫測。他常以“魚能逆水而遊，鳥能逆風而飛，人能逆境而安”來勉勵自己，在艱難而複雜的環境中去工作和生活。“文革”中，因解放前被捕過而被打成“叛徒”、“特務”。衛興華默默地承受著非人的待遇和不斷襲來的打擊。他這個“黑幫”隻能利用深夜的時間繼續從事研究工作。狂濤惡浪隻是磨練了衛興華的筋骨，而不能消彌其捍衛真理的意誌。
60多年來，除下放勞動、參加“四清”運動和“文革”、走“五七”道路而一度離開專業工作外，衛興華一直從事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其中的風風雨雨與坎坎坷坷，隻有他自己能品味到其辛酸。但他總是憑著一種責任心和對事業的追求，在努力做好自己所承擔的教學工作同時，背負著精神壓力，抓緊一切可利用的時間，從事經濟理論方麵的研究。他說：“由於在思想認識上跟不上‘左’的一套理論和政策，發表的東西主要是純理論、純學術方麵的。”為此，他在那“大批判”的年代，沒有在理論工作中因參與別人而“欠了誰的債”，也沒有發表過讚美和宣傳諸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之類的東西，有關理論和爭鳴性的文章都是純學術性的。
今天，如果我們有機會翻閱衛興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作品，可以發現他的論著是與當時的政治氛圍保持了距離的，沒有為“左”的理論和政策進行過論述和宣傳。粉碎“四人幫”後，衛興華有一種在政治思想和理論工作中的“解放”感，多年被壓抑的理論思維釋放了出來，積極參與了理論工作中的“撥亂反正”。針對把重視發展生產力的觀點和實踐，批之為“修正主義的唯生產力論”，以及宣傳上層建築決定論、生產關係決定論，1978年衛興華在《光明日報》先後發表《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和《略論生產力發展的連續性》，突破了生產力二要素、三要素的框框和爭論，提出了生產力多要素論，並且說明“把生產力的內容理解得很狹窄，它的許多因素曾在長時期中被粗暴地忽視了，致使我國的生產力的發展成為跛足的東西”。
在學術研究和理論探討中，始終不渝地自覺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這是衛興華治學的一個基本特點。這一點並非易事，這需要有堅定的信念和立場，需要有堅實的理論基礎，還需要經受住激烈的學術爭鳴和嚴峻理論鬥爭的考驗。正因為如此，他分析和探討社會經濟問題時，鑽得深，說得透，站得高，看得遠。閱讀他的論著，給人以最強烈的和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著述都緊扣時代的脈搏，選題來源於實踐並服務於指導實踐，每一項進展或進步都是他苦苦地思辨與探索的結果。因此，他的作品洋溢著強烈的時代精神和深邃的理性思辨。
搞科學研究，紮紮實實地打好基礎是終生受用的事。衛興華全麵閱讀了經典經濟學家的論著，並親自用蠅頭小字清秀工整地分門別類做批注，寫卡片，研究和思考問題的視野愈加開闊。他不滿足於摘取經典作家的隻言片語後，像吹氣球一樣地洋洋灑灑地任意發揮，也不滿足於對馬列的個別詞句做詮釋性的研究，他力圖從馬克思主義完整的思想體係出發去做深入的探索。相信“這好比打井，選準了開掘點，就要一個勁兒地挖下去，最後總會有甘泉湧出”。
不惟書，不惟上，不惟風，隻惟實，衛興華從事學術研究一向執著地求索真理，從不人雲亦雲“炒冷飯”。他對理論工作的態度是，“理論是真理的喉舌，而不是權勢的奴仆”。誠然，他獨立思考，求真求實。
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總是要有一個過程。但是，認為自己認識是對的而不管任何風雲變幻敢於堅持，發現自己認識有識又勇於修正自己的觀點，這對於一個學者，特別是對有相當知名度的學者來說，並不是都容易做到的事。這不僅需要有直麵真理的勇氣，而且需要較高的科學素養和高尚品格。1960年，衛興華在《光明日報》發表了同平心同誌商榷的《也談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一文，文中他不讚同從生產力本身找尋生產力發展的內部根據，強調生產關係同生產力的矛盾是決定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原因。幾十年以後，衛興華在自己的文集出版時專門申明已改變了這種看法，認為生產力發展的根據首先在生產力內部，並指出“平心先生多年前提出的這種觀點是有理論意義的”。這種襟懷坦誠，服從真理，公開修正自己的觀點，並肯定爭論對方的正確，的確難能可貴。其治學嚴謹、品格高尚亦可由此窺見一斑。
風塵碌碌，來去匆匆。近些年來，衛興華平均每年要到十六七個城市和地區出差，或應邀到一些省市或高校講學，或參加學術會議，或主持博士論文答辯。在北京，他參加學術活動和社會活動更加頻繁，日程往往安排得緊緊的，有時在中央有關部委及中南海召開的某些會議上，也可以經常見到他的身影。他的個人字典首頁上是一個“忙”字，連夫人孟沚蘩也幾乎成了他的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