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人口密度對城市環境效率有顯著的負效應。人口密度每增加1%，城市環境效率下降0.213%。就區域而言，人口密度的負效應，西部城市最明顯，即每增加1%的人口密度，城市環境效率下降高達0.322%；東部城市次之，即每增加1%的人口密度，城市環境效率下降0.267%，中部城市反應最弱，即每增加1%的人口密度，城市環境效率下降0.190%。這也說明了我國人口、資源與環境的緊張關係是製約我國城市發展的重大問題。
經濟發展水平與城市環境效率負相關。人均GDP每增加1%，全國的環境效率會下降0.72%。這與我國現階段的發展模式有關。“僅201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11.4%，但卻消耗了全球45.7%的鋼鐵，57.8%的水泥，21.9%的能源，50.2%的煤炭，石油、天然氣、鐵礦石對外依存度達56%、28.9%和71%。大量能源資源投入帶來了大量汙染的排放”。而經濟發展水平對環境效率的負影響，東部城市最弱，中部城市最強。這與東部的部分產業向中西部轉移有關，尤其以高能耗高汙染產業為主，提高了環境治理的難度。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選取2002-2010年109個地級城市統計數據，構建動態麵板模型來研究FDI、財政分權水平對我國城市環境效率的影響，實證檢驗FDI與財政分權是否會惡化城市環境效率；同時也驗證了人力資本、人口密度和經濟發展與城市環境效率的關係。實證結果表明：FDI和財政分權對我國城市的環境效率總體上是促進的作用，人力資本的滯後一期更有利於環境效率的提高，而人口密度和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效率均是顯著負相關。因此，為提高我國城市的環境效率，促進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我國各城市應當引入適量外資，並對外資的質量進行有效監管。考慮到人力資本對環境效率的促進作用和經濟發展水平對環境效率的製約作用，引入外資時，應注重其對經濟發展和環保技術的雙重影響。就引資的規模而言，西部城市的引資規模越大，越有利於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而東中部在已有引資規模的基礎上，應更加注重引資的質量，合理地引入外資。
第二，提高我國各城市的財政分權水平，能促進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尤其是中東部城市。財政分權水平是各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權。中央向地方放權，地方便能更加有效地發展循環經濟。但在此製度下，中央也應加大對地方政府行為的監控和約束。中央應嚴厲打擊為“麵子工程”而耗費資源與財力等隻會降低城市環境效率的行為；同時， 利用好本地居民監督和舉報渠道，堅決杜絕官員貪汙腐敗行為。
第三，改革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機製，避免地方政府為了盲目追求GDP等經濟指標而帶來的對環境效率的消極影響，應當早日建立完善的綠色GDP考核製度。尤其在中西部城市承接產業轉移過程中，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這兩大目標會出現矛盾，地方政府的決策將影響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第四，地方政府加強環保知識的宣傳和環保技術的推廣，並增加在創新環保技術上的投資力度。在提高全民環保意識的同時，改善已有的環境問題，真正形成能促進城市環保效率的人力資本。這點對於中西部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尤為重要。
第五，伴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口過剩、資源短缺、環境惡化成為當今最需要解決的三大問題。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我國首要任務是控製人口增長速度，提高人口平均素質。因此，各地方政府應當推行計劃生育這一國策的同時，加強教育事業的投資。這不僅能減少人口密度過大對城市可持續發展帶來的負效應，還能增加人力資本的儲備。此外，人口密度高是把雙刃劍，既能產生更多的汙染，又能有更多的人參與和監督環保工作。各地環保組織的壯大，也有益於全民環保意識的提高，各地方政府也應積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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