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量模型構建與指標選擇
（一）計量模型
環境效率是衡量一個經濟體（地區）在等量要素投入和產出條件下， 汙染排放能在現有基礎上減少的潛力。環境效率往往具有累積效應，前期的環境效率會影響後期的效率水平，且環境效率差異的影響因素很多，包括人文、地理、製度等無法量化的因素，因此本文引入環境效率的滯後項。此外，考慮到回歸時變量間會存在內生性問題，本文構建如下反映影響環境效率因素的動態麵板回歸模型，並采用一階差分GMM的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對模型進行估計（i、t分別表示截麵和時間維度）：
（二）指標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用的解釋變量為實際使用外資水平和財政分權水平，環境效率為被解釋變量。具體的指標選取如下：
實際使用外資水平（FDI）：為避免彙率和價格因素的影響，將 “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當年（人民幣兌美元）彙率折合為人民幣後，用GDP平減指數對其進行平減，得到以2001年為基期的實際使用外商投資金額。
財政分權水平（FD）：表示各地方政府使用財政的自由度，即財政分權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性越強。財政分權具體指財政收入分權和財政支出分權，但考慮到財政收入的分配具有一定模糊性，借鑒喬寶雲（2005）的方法，本文主要從財政支出的角度來衡量，即財政支出的分權水平。將其表示為各城市的人均財政支出比重FD=fd3/（fd1+fd2+fd3），其中fd1、fd2、fd3分別代表中央、省級和城市的人均財政支出情況。
環境效率（EE）：采用Super SBM-V模型，以2001年為基期的實際GDP和測算出的環境綜合指數作為產出變量；以資本投入、勞動力投入和環境治理投入作為投入變量，對各城市的環境效率進行合理估算。其中，資本投入參照盧進勇（2014）的處理方法，以各城市固定資產投資指標替代。環境治理投入用汙染治理投資額來衡量。勞動力投入用年末各城市單位從業人員的數量來體現。
基於城市自身差異和環境影響因素，本文選取的控製標量有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密度、人力資本水平，具體指標選擇如下：
經濟發展水平（ED）：我國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導致了嚴重的環境汙染，即以環境問題作為經濟發展的代價，那經濟發展水平必然也製約著環境效率。實際人均GDP能反映出城市的經濟規模和收入水平。
人口密度（PD）：用全市年末總人口/全市行政區域土地麵積計算得出。人口密度高的城市，既可以製造出更多的汙染，也可以有更多的人參與到環保活動中。因此，人口密度會影響環境效率。
人力資本水平（HC）：一個城市的教育水平能反映全民的素質水平，影響著人們的環保意識。本文采用各城市在校學生受教育年限總和PRI*6+MID*12+HIG*16，其中PRI、MID、HIG分別代表小學、中學、普通高校在校學生，6、12、16分別代表各自教育年限。
實證檢驗及分析
（一）環境效率測算
利用DEA-SLOVER Pro.5.0對2002-2010年109個城市的數據進行測算，為更加直觀，結果顯示：全國整體環境效率有下降趨勢。其中，東部城市的整體環境效率明顯高於中西部城市，且高於全國的平均水平，略有上升。中部城市的整體環境效率比西部稍好，但仍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西部城市的整體環境治理效率始終處於低位，且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這顯示出我國的環境效率的區域性差異十分明顯。
（二）FDI、財政分權對環境效率影響實證檢驗
通過前文分析可知，不同區域的環境效率有很大差異，所以實證部分不僅需要整體回歸，還需要分類回歸。本文利用Stata12.0對全國、東部、中部、西部的城市麵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並引入變量的滯後期。
第一，FDI對城市環境效率的影響顯著為正。這說明引入更多FDI能提高我國的環境效率。每增加1%的外商直接投資，就能使全國的環境效率提高0.034%。就各區域而言，東部城市每增加1%的FDI，城市環境效率提高0.031%；中部城市每增加1%的FDI，城市環境效率提高0.042%；西部城市每增加1%的FDI，城市環境效率則提高0.307%，效果最優。這一點證實了FDI對城市環境效率有改善作用，尤其對西部城市的積極影響最為明顯。
第二，財政分權對城市環境效率的影響是顯著的。其中，東部顯著為負，中部顯著為正，而財政分權水平的滯後期與環境效率顯著正相關。東部麵板數據的差異可能是由於考察的東部各城市發展嚴重不均衡，在中央給予同樣的財政自主權時，各地方政府會在“追求GDP”的目標下，實施不同的環境政策，造成環境效率差異較大。就滯後期的結果而言，提高財政分權水平，能改善城市環境效率。更確切地說，財政分權水平每增加1%，各城市環境效率就提高0.535%，就區域而言，財政分權水平對城市環境效率的促進作用，東中部城市較明顯，西部城市表現較弱。
第三，從控製變量的估計結果來看，人力資本水平對城市環境效率的影響顯著為正，主要表現為人力資本水平的滯後項。就區域而言，人力資本水平對城市環境效率的促進作用，中西部城市明顯高於東部城市。這點與東部城市的教育水平普遍高於中西部城市的現狀相符。人口密度對城市環境效率有顯著的負效應，說明了我國人口、資源與環境的緊張關係是製約我國城市發展的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