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協商環境看，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產生、發展的曆史背景與時代環境有很強的獨特性，與西方國家協商民主的產生背景明顯不同
西方協商民主產生於代議製民主積弊重重、文化多元主義引發種種社會衝突，社會日趨複雜和不平等現象大規模出現的後現代化社會，資本主義私有製、民主選舉製度、自由主義思想、多元文化社會是其產生的母體；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在社會主義製度的基礎上產生，於改革開放的曆史背景下發展，在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時正處於深刻社會轉型期的時代環境中完善的。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方麵，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不斷完善，與世界經濟體係聯係日益緊密，經濟發展水平快速提高，中國社會出現了多元化的發展趨勢，社會新階層不斷出現並在數量上不斷增長，社會利益主體日趨多元。多元化是現代社會共有的特征，它既有利於社會活力的增長，也不可避免地在社會中產生分化與衝突。在經濟不斷增長，社會建設不斷進步的同時，社會矛盾也明顯增多。如何在堅持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時，妥善協調好不同群體、不同階層的利益需求？如何抓住中國麵臨的機遇，降低可能的風險，把全國各族、各階層人民團結在黨的周圍，增強合力，共謀發展？
文化方麵，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和文化體製改革全麵推進，公共文化服務體係建設取得重大進展，文化產業加速發展，文化創作生產更加繁榮，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與此同時，在廣大人民當中也產生了不同的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的多元化，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也是受全球化浪潮影響的結果。如何在價值取向日益多元的當代中國，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讓各階層人民的價值取向在多元化中取得一致，凝聚共識，鞏固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前進？
政治方麵，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民主法製建設取得了很大進步，政治體製改革和行政管理體製改革持續推進，基層民主不斷發展；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係，司法體製和工作機製改革不斷深化；愛國統一戰線鞏固壯大。與此同時，政治體製和行政管理體製仍然有待進一步完善，國家法製統一、尊嚴和權威有待更好地維護，人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有待更好地保障，公民政治參與的熱情也有待更好地支持和引導。在這一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以上諸方麵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就和麵臨的問題，正是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發展與完善的曆史背景和時代環境。它既是中國共產黨所麵臨的挑戰，也正是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必須回應和正在回應的問題。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正是在對這些曆史難題的思考和回應中發展與完善的。中國共產黨一向注重健全民主製度、豐富民主形式，在社會主義改革與建設的曆史進程中，探索出了以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為製度依托的社會主義選舉民主與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為主要製度依托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相結合的民主政治形式，從而更好地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
（二）從協商主體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比西方協商民主的協商主體範圍更廣，代表性更強
協商民主的協商主體就是參與協商民主過程的成員。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產生的一個重要推動力就是為了突破代議製民主精英化、人民主權地位虛化的困境，因此西方協商民主在理論探索中格外注重凸顯普通公民的廣泛的政治參與，刻意弱化乃至忽視政黨這一代表性更強的政治活動主體在協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從當前經驗來看，西方協商民主實踐主要集中在社區基層的公共生活領域，協商主體以普通公民、社會組織為主。政黨因素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來看，在西方協商民主中的地位都顯得十分模糊。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個矛盾：政黨本是現代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社會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的集中代表，是政治決策的推動者和決定者；政黨的主體地位在西方協商民主中的弱化乃至虛化，導致西方協商民主在理論上將協商主體的廣泛性和代表性對立起來，在實踐中於公共協商與政治決策之間劃下了一條鴻溝，無法將公民協商、社會組織協商的成果有效地轉化為政治決策，使西方協商民主的實踐難以取得大範圍的進展。
目前西方國家對政黨協商也進行了一定的探索，但由於政黨是其競爭性民主最重要的主體，政黨活動始終貫徹著其代表的階級、階層和利益集團的意誌和利益訴求，使得西方國家的政黨協商更多地體現著黨派與黨派、黨派與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交換和利益博弈，盡管客觀上存在著一定的協商形式，但很難說體現了多少協商民主精神，而且這類政黨協商形式缺乏製度和法律保障，顯得十分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