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行解放戰爭的同時，中國共產黨也在密切關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政治動向，同他們保持密切聯係，為積極籌備召開新政協而努力，及時發出協商建國的建議。中共中央抓住國民黨“行憲國大”閉幕的特殊時機，於1948年4月30日發布《紀念“五一”節口號》，明確地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偽總統蔣介石”，“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口號。中共中央在第五條口號中明確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國大政方針。由於中共中央的這一建議最終推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乃至新中國的誕生，因而被稱為“五一口號”，該口號清楚地表達出中國共產黨的協商民主思想。
毛澤東於5月1日寫給李濟深、沈鈞儒的信件中進一步表示“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互相合作，並擬定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熟，時機亦成熟……但欲實現這一步驟，必須先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討論並決定上述問題。此項會議似宜定名為政治協商會議。一切反美帝反蔣黨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均可派代表參加。不屬於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反美帝反蔣黨的某些社會賢達，亦可被邀參加此項會議”中國共產黨發布“五一口號”的最初意圖是希望以此得到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政治反饋，以便作為建國決策的依據。
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口號”後，各民主黨派先後迅速作出回應，5月5日，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等12位民主黨派主要負責人聯名致電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並發出《各民主黨派讚同召開新政協致毛澤東電》，明確表態中國共產黨“五一口號”中關於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進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符合人民時代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五五通電”的順序依次為：李濟深、何香凝領銜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沈鈞儒、章伯鈞領銜的中國民主同盟；馬敘倫領銜的中國民主促進會；陳其尤領銜的致公黨；彭澤民領銜的中國農工民主黨；李章達領銜的中國人民救國會；蔡廷鍇領銜的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譚平山領銜的三民主義同誌會；郭沫若領銜的無黨派人士等。除此之外，一些知名黨派由於身處國民黨管轄的要害之地，不便在通電中立即公開表態，諸如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領銜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北平的九三學社等，但隨後亦采取多種方式表示支持“五一口號”中的政治主張。通過發布“五一口號”及得到的政治回應，中國共產黨確切地了解到各民主黨派對籌建新中國肯定和支持的態度，協商建國也就此正式提上議事日程。
1948年8月1日，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對各民主黨派“五五通電”作出回應，強調中國共產黨對於“五五通電”中“諸先生讚同敝黨五月一日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一項主張，並熱情促其實現，極為欽佩”。回電還指出“關於召集此項會議的時機、地點、何人召集、參加會議者的範圍以及會議應討論的問題等項，希望諸先生及全國各界人士共同研討，並以卓見示”。毛澤東的回電表明中國共產黨願意實行政黨協商機製，並與各民主黨派在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大政方針上形成基本一致的政治取向。
為表示協商建國的誠意和決心，中國共產黨向各民主黨派征詢關於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意見，並製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具體方案，確定參加會議的黨派與團體，初步擬定會議召開的時間地點和發起人。中共中央在進行解放戰爭三大戰役的同時，分批迎接北上解放區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黨派代表。
由於當時各民主黨派主要集中在香港，為便於共同商談即將召開的新政協。從1948年秋天到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有步驟地通過南北兩路分六批次將各民主黨派主要成員從香港送往河北李家莊和東北哈爾濱，在此過程中，黨派協商實踐在香港、哈爾濱和李家莊三個地方同時進行，隨後，政治協商重心逐漸轉移到哈爾濱。北平獲得和平解放後，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齊聚北平協商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