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在即，國民政府在抗戰初期向各黨派、無黨派人士以及社會各界民眾允諾的結束訓政而實施憲政的期限也即將到來。如何通過製定憲法、召開全民選舉產生的國民大會，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以全麵實施憲政的問題與思考提上了中國社會最重要的議事日程。中國共產黨為召開黨派會議和國民大會、建立聯合政府做出最為積極主動的準備。1945年4月，中共七大正式確立了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肯定了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是適合時宜的，也是深受廣大人民響應和歡迎的。周恩來在七大上強調“我們的方針是，立即召開黨派會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戰後召集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
1945年8月25日，中國共產黨就抗戰勝利後的局麵發表了《中共中央對於目前時局的宣言》，再次聲明“立即召開各黨派和無黨派人物的會議，商討抗戰結束後的各重要問題”，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社會各界也呼籲國共雙方進行政治談判，組織成立聯合政府，反對內戰、爭取和平的呼聲空前高漲。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迫於和平與民主的輿論壓力，同時為發動內戰爭取軍事準備的時間，三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家大計”。
毛澤東在周恩來、王若飛的陪同下於8月28日抵達重慶，同蔣介石就和平建國等重大原則進行多次商談，雙方的共識和分歧並存。國共兩黨經過反複商議最終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又稱《雙十協定》），國共在協定中就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政治民主化、國民大會、人民自由、黨派合法化、特務機關、釋放政治犯、地方自治、軍隊國家化、解放區地方政府、奸偽、受降等12個方麵闡述初步意見。國共雙方在和平建國、堅決避免內戰的方針、結束訓政、實施憲政、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請各黨派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政府應保證人民享有民主國家人民享有的一切自由、各黨派在法律麵前平等等諸多方麵達成共識。雙方的分歧主要存在於軍隊和解放區政權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堅持國民政府須承認解放區的合法地位，國民黨則堅持全國政令必須統一。中國共產黨雖做出重大讓步，但雙方仍未達成一致協議，解決軍隊國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問題成為國共兩黨政治合作的關鍵。
重慶談判是國共兩黨重要的民主協商實踐，《雙十協定》規定國民黨在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前“應先采取必要步驟，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立即召開各黨各派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為《雙十協定》重要的內容，由此確定了以協商國是為主要內容的黨派會議為“政治協商會議”。
《雙十協定》簽署後不久，《大公報》、《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等主要報刊發表社論高度評價重慶談判取得的民主成果，對即將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也給予厚望。中國共產黨在嚐試實踐憲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和推動召開政協會議的政治實踐中，始終處於主導地位。重慶談判以協商民主和政黨協商方式推動民主建國，至此，中國政治協商的概念得以明確形成。
在國共重慶談判期間及此後時期，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都對民主建國提出不同程度的政治見解，民盟、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中國青年黨、中國婦女聯誼會和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等派別都發表對時局的認識與思考，在取消黨治、實現憲政方麵表達相同觀點，召開各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建立聯合政府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潮。
早在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就向中共黨籍的國民參議員發出《關於提出改組國民政府的主張及其實施方案給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的指示》，“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各黨各派各軍，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代表開國事會議改組中央政府廢除一黨專製，然後由新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貫徹抗戰政策實行反攻。”認為該主張應該成為此後中國人民的政治鬥爭目標，以反對國民黨將來可能建立的一黨專製及其所欲包辦的偽國民大會與偽憲法，指示還建議最大程度爭取弱小黨派和進步人士的支持，盡可能將該主張上升為國民參政會正式提案，擴大提案的國內外影響力。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後期就開始準備社會各界廣泛參與協商的國民大會，並為之付諸實際行動，主導著當時政治協商和協商民主實驗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