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開展協商民主實驗，最典型和最具影響力的當屬以“三三製”政權為主要內容的民主政治建設。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了《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規定在邊區民意機關和政府中按“三三製”建立了各級政權組織，即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抗日民主政權在人員分配上，共產黨員、非黨左派進步分子、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中國共產黨一方麵賦予“三三製”政權形式以極大的普適性，要求不僅要將其運用於政權組織的上層機關，還要運用於政權的最下層組織——鄉村政權，不僅要運用於議會，也要運用於行政機關；另一方麵中國共產黨還強調在“三三製”的各級政權中，要充分保證黨外人士有職有權，要求在製定公共政策和實施管理過程中產生意見分歧時，不能簡單地采取投票表決的方式來處理爭議，而是首先采取會外談話、深入溝通的方式力求取得共識，最後再通過民主表決做出決定。
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三三製”政權屬於民族統一戰線性質，這種政權是一切讚成抗日又讚成民主的人民政權，是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和反動派的專政。“三三製”是中國共產黨創立的以普遍的、平等的選舉製度為基礎的新興政權模式，在選舉民主的基礎上增添協商民主要素，以民主集中製為組織原則，充分保障各抗日階級、階層的廣泛民主權利，實現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抗日黨派真誠合作協商，它不僅鞏固了抗日民主政權，也開創了我國協商民主製度建設的先河。中國共產黨實行“三三製”是非常必要的，正如毛澤東於1941年底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開幕會議所講的“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隻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三三製”調節了根據地各政派階層間的關係，加強了抗日民主力量的團結，更大限度地調動起各階層人士的參政熱情，推動了中國共產黨民主政治建設的進程。
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毛澤東於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提出“立即廢止國民黨一黨專製，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和無黨無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臨時的中央政府，發布一個民主的施政綱領”。為盡快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中國共產黨製定出先召開黨派會議協商國是，再召開國民大會建立聯合政府的“兩步走”民主建國方案：“第一個，目前時期，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第二個，將來時期，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第一個步驟中，毛澤東所言“各黨各派和無黨派代表人物的協議”的內容實質就是協商國是，這一主張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的歡迎。針對“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及一黨製度”的問題，毛澤東的回答打消了民主黨派對聯合政府建立後政黨製度的疑慮，“中國在新民主主義製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與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製度，隻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於共產黨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
為調解國共對立關係，促成黨派會議的召開和聯合政府的成立，黃炎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等7位民主黨派參政員於1945年6月向國共兩黨共同提出要求，繼續堅持以協商方式解決雙方存在的分歧。在得到中國共產黨的邀請和蔣介石的許可後，黃炎培、傅斯年、章伯鈞等6人在王若飛的陪同下飛抵延安，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連續舉行3次正式商談，最終，民主黨派人士和中國共產黨在停止召開“國民大會”和迅速召開政治會議兩個重大問題上取得了共識，並由中國共產黨將會談內容綜合概括為《會談紀要》。
三、政治協商會議的獨特際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