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參政會一屆一次會議期間，中國共產黨參政員毛澤東、董必武、鄧穎超等七人在《新華日報》聯合發表《我們對於國民參政會的意見》，指出：“我們代表著中國共產黨參加國民參政會，誠懇地願意在參政會內與國民黨和其他各黨派以及無黨派關係的國民參政員同誌們親密的攜手和共同的努力，以期能友好和睦地商討和決定一切有利於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具體辦法與實施方案，以便能夠有效地打擊與戰勝日寇，並奠定使中華民國走向獨立、自由、幸福的新國家的基礎”。民主黨派人士對國民參政會表示出無保留的擁護，認為它是“民主的曙光”、“民主政治的發端”。青年黨曾琦認為國民參政會是國家對民主政治進行實驗的平台，“與其決於槍杆，不如決於票數，與其決於疆場，不如決於議場”。第三黨章伯鈞希望通過國民參政會實現孫中山的民權思想和人民的民主政治願望。
《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對參議員資格和數量作了具體規定，在首屆國民參政會中，國民黨和無黨派人士參政員89名，占總數200名的44.5%，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共占11%，還有部分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黨派成員借文化團體和經濟團體之名義參加國民參政會。在國民參政會中，參政員以平等地位開展政治對話，民主協商國家大政方針。武漢淪陷後，國民參議會遷往重慶，抗戰勝利後又遷至南京，至1948年解散為止，十年期間共舉行四屆十三次大會，對戰時國家政策的製定起到積極作用。
國民參政會將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抗日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代表在內的各界代表聚集一會，作為全國最高國是谘詢機關，該組織具備各黨派、各界人士參政議政的作用，蘊含顯著的黨派合作和協商國是的民主涵義，是抗戰時期政黨協商的重要平台。毛澤東等參議員評價說“我國政治生活走向民主製度的一個進步”，是“我國各黨派、各民族、各階層、各地域的團結統一的一個進展”。蘇聯《真理報》評價說國民參政會表明中國“聯合反日統一戰線之偉大力量業已形成”，是戰勝日本侵略的保證。從組織形式、運行機製和協商性質方麵來講，國民參政會是中國政治協商會議的“雛型”和中國式協商民主及政黨協商的實驗平台。
以國民參政會為組織平台，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進行了形式多樣的頻繁協商，其方式如聚餐會、座談會、茶話會、拜訪、談心和祝壽活動等。在第一屆參政會召開前一個多月裏，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就舉行聚餐會和茶話會達九次之多，兩次由中國共產黨發起，七次由各民主黨派發起，“極一時之盛”，議題皆為抗戰及“參政會提案問題”，此後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國民參政會中的協商合作持續進行。據《黃炎培日記》所載的不完全統計，從1938年5月到1945年12月，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中共領導人的各種形式的聚會就有一百二十次之多，各中間小黨派和無黨派參政員正是在參加國民參政會的鬥爭中，逐步形成了政治聯合。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還在國民參政會中推動國家民主憲政運動，以憲政期成會、座談會和促進會等形式開展各種協商活動。
國民參政會本有可能發展成為中國政治民主化的機製保障，但抗戰結束不久，國民黨為維護一黨專政，抵製成立聯合政府，在參政會內排擠進步人士，製造分裂、鼓動內戰，國民參政會淪為國民黨厲行獨裁的工具。如此則致使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內愛國人士和民主黨派產生強烈不滿，遂拒絕參加國民參政會活動。失去各黨派和民主人士的支持，國民參政會的政治地位陡落。1948年3月，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偽“行憲國大”召開前夕，國民參政會被迫宣告解散。
國民參政會作為黨派協商的政治組織，受到抗戰時期國內政治發展的製約，國共間的合作與鬥爭，是其十年曆史發展的主旋律。國民參政會為中國共產黨、民主黨派和國民黨的政治合作，提供了公開、合法和穩定的平台，客觀上有利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國民參政會並非是國民黨所標榜的“民意機關”，更算不上民主政治的典範，然而同中國封建專製政體和民國以來所謂的“民主政治”相比，抗戰階段的國民參政會從形式到內容都有相當程度的進步性。國民參政會的演變記錄了中國政黨政治和政治民主化艱難前行的曆程。
中國共產黨是抗日力量的中流砥柱，在擔當武裝抗擊日本侵略者先鋒隊的同時，也在努力調整與國民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之間的複雜關係，領導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協商民主及政黨協商的實驗進程。對於政黨協商性合作的原則，毛澤東在1938年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曾指出：“在一切有意願和我們合作的民族黨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產黨員必須采取和他們一道商量問題和一道工作的態度。”在1940年紀念抗日戰爭三周年所發表的《團結到底》文章中也提到“在政權問題上，我們主張統一戰線政權，既不讚成別的黨派的一黨專政，也不主張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而主張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這即是統一戰線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