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底，國民參政會第二屆參政員名單公布，國民黨參政員人數大增，而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受到排擠。於是，黃炎培、左舜生、張君勱、沈鈞儒等民主人士頻繁聚會“共商組織問題”，決定“發起成立民主聯合運動”，並“與中共積極聯合以抵抗國民黨的壓迫”。皖南事變發生後，各民主黨派紛紛痛斥國民黨反動罪行，民主黨派領導人與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會麵反複討論，決定在統一建國同誌會的基礎上組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
1941年3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大會在重慶特園秘密召開，參加黨派有：中國青年黨、中國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後演變為中國農工民主黨）、國家社會黨（後改稱民主社會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協會的成員及其他民主人士，它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政黨組織，而是包括黨派領袖和成員在內鬆散的多階級政治聯盟。1942年，沈鈞儒領導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至此，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集體成員共六個，故有“三黨三會”（或“三黨三派”）之稱。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決定將名稱正式改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抗戰時期，特園成為重慶的知名人士、社會賢達從事民主運動的大本營，也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活動的重要場合，被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人董必武譽為“民主之家”。
民盟是20世紀40年代中國所有民主黨派中影響力最大的組織，是國共之外各抗日黨派的政治聯合體，被稱為“民主運動的生力軍”。其關於政黨協商的民主思想由來已久，1941年10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發表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對時局主張綱領》提出“實踐民主精神，結束黨治。在憲政實施以前，設置各黨派國事協議機關”，實際上這就明確提出政治協商的組織構想。民盟廣納民主力量，在爭取抗戰的最終勝利和抗戰勝利後爭取和平民主、反對獨裁內戰的鬥爭中，始終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親密合作。民盟的成立表明中國的抗日民主黨派已經形成政治合力，加深了黨派協商的程度，壯大了民族民主革命陣營力量，極大推動了國統區憲政運動的發展。
二、中國共產黨的係列嚐試
1937年7月，蔣介石發表的《告抗戰全軍將士書》宣稱“和平既然無望，隻有抗戰到底”。為尋求國內各方麵的支持，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於8月決定撤銷國防會議和國防委員會，改設國防最高會議，負責國防方針、國防費用、國防總動員等國防方麵事宜，國防最高會議下設國防參議會，作為凝聚各黨派與民主人士共商國是的谘詢性機構。第一批參議員多屬當時軍政名流、學界泰鬥和社會精英等碩望人才，且以中國共產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等主要在野黨派和社會團體的代表人物居多，還包括部分社會名流。國防參議會極大提高了各黨各派和社會精英參政議政的積極性，社會民主氛圍有所改觀，梁漱溟評價到“今天政府願意大家來，大家亦願意來，一麵是政府開誠延納，一麵是大家竭誠擁護。團結在此，民主在此，統一在此，進步在此。氣象光昌，三十年來所未有。”國防參議會具有黨派合作、參政議政的性質，是國民黨在抗戰初期對於多黨合作和政黨協商的思考和嚐試，也是國民黨政治製度改革的重大突破。
由於國防參議會所體現的民主程度不能滿足戰時需要，在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及社會各界協商救國的共同呼籲下，為集思廣益和凝聚全國抗日力量，1938年3月至4月，國民政府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和《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決定設立國民參政會，目的是“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慮與識見，以利國策之決定與推行。”成立之初的參政會被賦予五項重要權利：決議權、建議權、詢問權、調查權和審議權，但在實際運用上，國民參政會的權利受到多方麵的限製，其地位及扮演的角色幾全操之於戰時政府領袖的意向。它所通過的決議案對國民政府並無強製的執行力，最終決定權在於國防會議。同年7月，在武漢舉行國民參政會一屆一次會議，發表的《國民參政會首次大會宣言》標誌著國民參政會正式成立，它是國防參議會的延續和發展，帶有“戰時國會”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