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5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人民抗日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聯合發出《停戰協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向國民黨表達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誠意，呼籲國民黨政府“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體辦法”。同年9月，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明確指出此前的“抗日反蔣”口號是不適當的，“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一方麵繼續揭破他們的每一退讓，喪權辱國的言論與行動，另一方麵要向他們提議與要求建立抗日的統一戰線，訂立抗日的協定。”由此可知，“逼蔣抗日”是與國民黨既鬥爭又聯合、在鬥爭中爭取聯合的政治策略，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的轉變是中國共產黨鬥爭策略的重大變化和政黨政治方麵的認識進一步成熟。
麵對全國各界要求停戰抗日的局麵，張學良、楊虎城於1936年12月發動西安事變，采取“兵諫”之策扣留了前往西安督戰“剿共”的蔣介石。經過中國共產黨的斡旋，國民黨接受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等內容的協議，蔣介石以人格擔保履行協議內容，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發生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曆史契機，迫使蔣介石停止“剿共”的內戰政策，中國共產黨實現了“逼蔣抗日”的目標，標誌著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實現，中國式協商民主及政黨協商由頓挫狀態進入實驗階段。
全麵抗戰爆發後，抗日救國成為各階層各黨派最為緊迫的任務。“為進一步促進國內團結，蔣氏在26年（即1937年，筆者注）6、7月份曾先後邀請政、經、學、教各界人士在廬山交換意見。‘廬山談話會’可說是執政黨首次表示與黨外人士的妥協，會後似已初步決定擴大政府的基礎以容納黨外人士。自8月開始，戰火延及上海，全麵抗戰已成事實，國內的團結更形重要，於是政府正式與其他黨派（中共、青年黨、國社黨）達成協議，促成抗日聯合陣線”。9月蔣介石發表關於國共合作的談話，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統一戰正式建立，政黨協商實驗在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之間迅速展開。
中國共產黨首先加強同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前身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協商合作。1938年2月，章伯鈞、彭澤湘等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代表同周恩來在武漢會麵時就一致表示加強在今後密切合作，其認識到“政治上沒有什麼中立，總是要偏向某一方麵的。我們是代表工農平民的政黨，應該偏向共產黨”。為同中國共產黨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章伯鈞向周恩來表示：“如果貴黨對國事有何主張，需要各黨派表態支持，則不必事先征求我的意見，盡管將我的名字簽上”。
中國共產黨同職教社、鄉村建設派也開展頻繁和深入的協商。1937年底，黃炎培等職教社領導人從武漢撤往長沙，八路軍駐長沙代表徐特立主動前往看望黃炎培，雙方商談黨派合作共禦外侮的原則立場。1938年5月，黃炎培、江問漁等在重慶結識了周恩來、秦邦憲、吳玉章、林伯渠、鄧穎超等共產黨人，頻繁的接觸和經常的深談，使他們增強了相互的了解，為以後中共與職教社的團結合作打下了基礎。1938年1月，鄉村建設派代表人物梁漱溟訪問延安，同毛澤東就抗戰辦法和國家建設問題進行八次會麵，其中包括兩次徹夜長談。訪問延安加深了梁漱溟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使他感到“沒有什麼不可與其他黨派合作的”，這就奠定鄉村建設派與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主運動中政治合作的基礎。
1939年9月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通過了《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國民大會，製定憲法，實施憲政案》的決議，蔣介石指定黃炎培、張君勱等參政員協助政府修改憲草，憲政運動平地而起。各中間黨派深感自身勢單力孤，無力促使國民黨實施憲政，轉而尋求各進步黨派間有序的合作關係，通過政黨間協商合作的形式產生抱團效應，以達到共同的政治目的。11月23日，統一建國同誌會在重慶召開成立大會，與會的黨派團體包括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協會等，無黨派人士也參與其中。該會的宗旨是“集合各方熱心國事之上層人士，共就事實，探討國事政策，以求意見之一致，促成行動之團結”。統一建國同誌會的成立是各中間黨派的初步聯合，在國內政治生活中，以第三者身份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並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建立提供了政治和組織上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