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共合作的三年時間，國民革命取得豐碩成果，動搖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充分證明政黨合作和階級聯合對於中國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中國共產黨試圖維持與國民黨長久穩定的協商合作關係，雖推動國民運動和民主革命的高漲，但麵對國民黨右派破壞革命的行徑，並未采取必要措施引導國民黨向階級聯盟方向發展。政黨協商剛剛起步即遭遇挫折，首次國共合作的革命實踐給中國共產黨留下政黨協商方麵的經驗與教訓並存。
四、協商民主及政黨協商的頓挫
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後，麵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捕殺，中國共產黨以“八一”南昌起義作為回應，失敗後在漢口緊急召開八七會議，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開展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剝削和債務，滿足農民土地要求的革命運動。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在完成全國形式上的統一後，加緊“圍剿”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革命根據地，並嚴厲打擊、迫害民主黨派和國民黨內進步人士，企圖建立和鞏固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政權。國民黨以執政黨的身份和地位排除異己，反革命的國民黨與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革命政黨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中國政黨協商陷於頓挫狀態。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國民黨反動派極力推行一黨獨裁統治，殘酷鎮壓和迫害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反革命的國民黨和革命性政黨對立嚴重，這種對立局麵為革命陣營內部實行政黨合作提供某些可能性。為爭取自身的合法地位，反對日本侵略和推翻國民黨獨裁統治，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逐步走上抗日反蔣的合作道路。1928年3月，中華革命黨（又稱“第三黨”）在上海召開成立大會，該黨既不支持通過暴力革命建立蘇維埃政府的中國共產黨，同時也不讚成“殺盡共產黨就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國民黨，而是在這兩者之外形成第三種勢力和第三條救國出路，以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目標，因此中華革命黨也被稱為“第三黨”。同年6月，譚平山在上海召集中華革命黨負責人會議，討論通過的《中華革命黨宣言草案》闡述了國內黨派關係的基本情況，認為國民黨是中國革命的對象和中華革命黨的敵人，願意與下層被壓迫的階級和民眾合作，表達對中國共產黨“願與之合作”的政治傾向。“《中華革命黨宣言草案》是鮮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綱領，表明中華革命黨屬於革命的政黨，它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與中共基本一致，這就為其在艱苦的革命鬥爭中和中國共產黨的配合與合作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基礎”。
鄧演達於1930年8月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他設想要同中國共產黨政治合作，認為在江西開展武裝起義的有利條件就是“能贏得適當時機，與紅軍作政治談判”，“如果失敗，則拉隊伍上山，進行武裝鬥爭，上山後還可能與共產黨重新合作”。鄧演達曾派代表前往鄂豫皖根據地談判合作反蔣，結果遭根據地領導人拒絕。周恩來曾指出，第三黨“在思想上瓦解我們這一點應該反對和批評，但在反蔣問題上仍是可以與他們合作的”。雖然當時由於中共中央受“左”傾關門主義路線困擾，第三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協商合作並未真正實現，但雙方彼此的協商願望是顯而易見的。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社會各界民主人士強烈要求國民政府提前結束訓政，聯合發起“憲政運動”，呼籲開放黨禁，允許政黨合法存在並參與政治活動，實施民主政治，以便“集中全國人才，組織國防政府”。中國致公黨對政治目標作出調整，於1931年10月在香港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提出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和日本侵略，譴責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黨治，以團結各黨各派共組抗戰政府”，積極募捐支持國內各種抗日救亡運動，致公黨團結各黨派建立抗戰政府的主張是對政黨協商的初步認識。
在各黨各派和社會民主人士關於結束訓政、接觸黨禁、實施憲政強烈呼籲的壓力下，國民政府於1932年4月在洛陽召開為期六天的“國難會議”，邀請400多名非國民黨籍的社會各界人士參加。會議以一致禦侮和救濟國難為主題，討論內容涉及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麵，為國民政府提出諸多價值較高的建議，尤其是“取消黨治，實施憲政”的政治訴求。然而，國民黨最終還是將這些民主要求予以否定。雖然“國難會議”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效果，但這是首次以政府名義召集，各黨各派民主人士參與的國是谘詢會議，充分體現了協商議政的精神，為此後的國防參議會、國民參政會和政治協商會議提供了程序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