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強大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為實現民主革命的奮鬥目標，完成反帝反封的曆史任務，階級聯盟和政黨合作顯得尤為重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黨派合作理念產生後，中國共產黨就開始對協商民主和政黨協商進行初步探索。中共三大於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通過的《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是具有開啟國共合作關係的重要文件，遵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議中國共產黨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產黨黨員應加入國民黨”，“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中共三大從思想上、組織上完成與國民黨合作的必要準備，決定中共黨員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黨內合作”的方式和原則實現國共聯合，決議還規定中國共產黨在與國民黨共事過程中應注意的若幹具體事項和策略方針，保持中共黨員在國民黨組織中政治、思想、組織上的獨立性。
在蘇聯、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出席開幕式的代表共198人，其中中共黨員24人，包括李大釗、瞿秋白、譚平山等人，會議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組織國民政府之必要提案》等一係列議案，經過激烈爭論還通過了中共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國民黨一大選舉產生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在當選的41位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包括中共黨員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等7人。國民黨一大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義，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義與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基本原則一致，成為國共合作的共同綱領和政治基礎。國共兩黨在國民黨一大議程及領導機構中開誠布公，精誠合作，以平等地位展開政治對話，中國共產黨在某些重大政治問題上與主持政權的國民黨進行富有成效的民主協商，實際就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協商民主的機製，體現了國共協商合作的民主精神。
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著國民黨改組的完成和國共首次政治合作的實現。改組後的國民黨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大批優秀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加入到國民黨組織中來。雖然首次國共合作，中國共產黨以合作黨身份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但還是保持相當的獨立性。國共政治合作關係建立後，雙方的組織隊伍迅速發展，推動了工農運動的高漲，促進大革命高潮的到來。在協商基礎上的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創辦和發展黃埔軍校、建立廣東革命政府、平定廣州商團叛亂、支持“五卅”運動、兩次東征陳炯明、平定粵桂地方軍閥、部署國民革命軍北伐、推動馮玉祥倒戈等重大問題上進行卓有成效的協商，廣泛的協商內容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各個方麵。正是由於國共兩黨協商合作的巨大優勢，北伐戰爭才能取得階段性成果，收回了帝國主義在華部分權益，消滅了吳佩孚和孫傳芳兩大軍閥，奠定北伐戰爭勝利的大局。
第一次國共政治合作共事，兩黨的地位是平等的，中國共產黨早在三大通過的《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就將國共聯合的關係定性為“合作”，並非領導與被領導。在國共實際的合作過程中，由於兩黨對革命問題的認識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因此黨際關係呈現出既有合作又有鬥爭的特點，難以實現絕對的平等，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是國民黨右派壓製中國共產黨的典型，尤其是“整理黨務案”使兩黨關係發生劇變，合作中的裂痕日益顯著，王若飛後來認定該事件是“由容共到聯共，黨內合作到黨外合作”。
實際上，在國共兩黨合作關係的醞釀、形成和發展階段，成分複雜的國民黨內部始終存在著反共勢力，“這股反共勢力集中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右翼在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中的動搖和妥協，是幹擾國共合作關係發展的破壞性因素，也是國共第一次合作最終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從戴季陶主義到西山會議派，國民黨右派勢力日益囂張，中共中央領導人卻在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中盲目妥協退讓。受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的支持，國民黨右派代表人物蔣介石在政治、軍事權力得到鞏固之後，立即暴露出反革命的麵目，在南京發動“清黨”的“四一二”政變，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並於4月18日建立南京國民政府。至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反革命事變，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建立的國民革命統一戰線徹底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