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民族矛盾不斷上升的背景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對此卻作出截然不同的反應，蔣介石對日妥協退讓，極力推行“攘外先安內政策”的不抵抗政策，督師“圍剿”南方革命根據地紅軍。中國共產黨立即發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宣言，揭露並痛斥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隨後發布的《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九一八”事變的中心任務是“抓住廣大的群眾對於國民黨的失望和憤怒，而組織他們引導他們走向消滅國民黨統治的鬥爭”。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告全國民眾書》中號召“要打倒帝國主義，必須打倒帝國主義在華的走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為目前時局告同誌書》再次提出“打倒投降帝國主義的國民黨”的口號。這些決議和宣言表明中國共產黨實行“抗日反蔣”的方針，既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又反對賣國不抵抗的國民黨。從“九一八”事變到華北事變，中國共產黨逐漸認識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強調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聯盟，但將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排除在外，國共兩黨對立嚴重，協商合作也就無從談起。
1935年11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講演對外方針時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絕望之時，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絕不輕言犧牲。以個人犧牲事小，國家之犧牲事大，個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無窮故也”。會議通過了若幹項國難決議案，主要內容是從政治、經濟、軍事諸多方麵進行戰爭準備，國民黨對日政策開始發生顯著變化，由妥協退讓逐漸變為強硬。
華北事變使民族危機急劇加深，國內形勢和國民黨的內外政策都有所變化，中國共產黨經過深思熟慮，也隨之改變對蔣策略。1936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實現由“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的轉變，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在鬥爭策略上的重大變化，以聯合國民政府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凝聚全國之力共同抗日救國。
福建事變和“七君子事件”成為土地革命時期促成各黨各派深入合作共事的重要契機。1933年11月福建事變發生後，致公黨多個海外組織通電擁護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與其聯合反蔣抗日，第三黨幫助蔡廷鍇積極聯絡中國共產黨，他們還吸收其他反蔣組織合作組建生產人民黨。1936年救國會“七君子事件”發生後，美洲致公黨成員聯名發出《旅美華僑告海外同胞書》，明確指出救國會“主張民族聯合抗戰，主張黨派聯合，主張停止一切內戰，主張停止剿共內戰，均為全國人民之公意，亦複興民族之大道。今日非抗日無以救亡，非聯合無以抗日，其理至明”。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沈章諸氏被起訴宣言》，譴責國民黨“此種極端錯誤之舉措，實為全國團結一致抗日之重大障礙”。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又稱“民族革命大同盟”或“大同盟”）於1935年在香港舉行成立大會，通過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政治綱領》要求建立反日聯合戰線，為實現聯合戰線必須聯共，“聯共為統一救國之關鍵”、“聯共又為統一建國之樞紐”，一切政策以抗日為中心，號召中國人民應“自動團結，自動武裝。各黨派分子，隻有以民族利益為前提，捐除一切成見站在民眾的最前線”。陳銘樞、王禮錫等六位大同盟成員於1936年春訪問蘇聯，同中國共產黨駐莫斯科代表團進行商談，討論雙方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事宜，同年9月，陳銘樞在巴黎舉行的全歐華僑救國聯合會大會上，發表題為《國共兩黨及一切抗日黨派聯合抗日為救國之第一步》的演說。
為將分散的抗日救亡力量聯合起來，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等人於1936年初成立上海市各界救國聯合會，負責組織上海的抗日救國活動，隨後，北平、南京、武漢、天津等地也相繼成立了救國會。在各地救國會的積極籌備下，1936年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舉行成立大會，通過了《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章程》等文件。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以團結全國救國力量，統一救國方策，保障領土完整，圖謀民族解放為宗旨”，呼籲“全國各實力派即日停止一切自相殘殺消耗國力的內戰”，實現各黨各派徹底團結共同抗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是抗日救亡團體在形式上的全國性領導機構，加強了抗日力量的協商合作，在政治上、組織上鞏固和擴大了全國抗日救國運動的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