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紅與黑》
閱讀集訓營
作者：何大草
我初次在《世界文學》雜誌讀到卡夫卡的《變形記》，十分吃驚：一個男人早晨醒來，怎麼就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我在靠近開水房的一棵皂莢樹下，和一個爛熟於外國文學的同學談到《變形記》。他頭發長長的，神情倦怠，對當時風行的傷痕文學嗤之以鼻。看到我的驚懼，他寬容地笑了笑，說：“是的，卡夫卡就是這樣。”這是我聽到的對卡夫卡最早的評論，印象深刻，卻又一片茫然。那是1979年春天的事情，我們都不足17歲，是成都24中高二的學生。讀小說，就像吃飯喝水，缺一天都難受。高考前的一個多星期，我還興奮地（也有點心虛地）讀完了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1979年秋，我進了四川大學曆史係曆史學專業念書。這是我的第一誌願，卻與小說無關。我的理想是：做一個考古學家。然而，進去了才曉得，我選擇的係是對的，而專業卻錯了，考古學家隻出在考古學專業。
我有點沮喪。老師很多是史壇宿儒，我一方麵對他們充滿敬意，一方麵也常聽課走神。於是就借來許多小說，邊聽邊讀。川大圖書館藏書甚巨，但那是個全民讀小說的年代，有好書大家搶著看，譬如《三個火槍手》，為了書暢其流，就隻能在館內讀。於是，我上課偷啃巴爾紮克，下課就去圖書館排隊看大仲馬。大仲馬和巴爾紮克都能寫，一輩子寫了一大堆。大仲馬的影響，有點像稍晚風行的金庸，不僅好看，還可拿來吹牛。而巴爾紮克的書厚實如磚，說啃是合適的，有點讓人牙痛、頭痛。我不是中文係學生，對中國文壇正刮什麼風不甚了了，但常感慨：“生子當如大仲馬（或者巴爾紮克）！”
但，和另一部小說的相遇，改變了我的想法，那就是司湯達的《紅與黑》。
《紅與黑》是極少數必須在館內閱讀的“嚴肅小說”之一，可見借閱率之高，也可以想見它讓人讀得多麼心癢癢。我還記得，它是繁體字、豎排版的，羅玉君翻譯，封麵紅色，繪有一個舞會的場麵，線條是憂鬱的黑顏色。那些天，我吃飯、睡覺、上課都在牽掛它。終於讀完全書，才發覺你從此就沒法擺脫它。它那麼有激情，又那麼神秘和傷感，相比之下，大仲馬仿佛聰明的說書人，而巴爾紮克則像於連那個做木匠的爹，有的是氣力與狠勁，少的是細膩與優雅。上世紀70年代末，《紅與黑》對20歲不到的讀者影響深廣，包括了青春、愛情和性的覺醒（夠晚，也夠可憐的）。男生說，讀了《紅與黑》，看女人的眼光都變了。反過來說，女生也一樣。有人把莫泊桑的《俊友》拿來跟《紅與黑》相提並論，這是不對的，杜洛阿隻把女人做工具，他也是他自己的工具；而於連對女人卻是懷著複雜的愛意的，而且他入世還厭世。我修正了我的想法：司湯達一生隻有兩部完整長篇，但把大仲馬和巴爾紮克所有小說加起來，也不及一部《紅與黑》夠意思。
這時候，有如給“《紅與黑》熱”添了一把火，電視裏要播電影《紅與黑》。中文係把唯一的一台彩色電視機抱出來，放在文史樓側門與大家共享。前一天側門前就有同學用凳子、椅子、磚頭搶占位子，放映的時候，蹲著、坐著、站著、趴著的都有，還有人在為一個立錐之地而互敬拳頭！觀眾起碼有兩百，而電視機最多二十吋，望得眼睛發酸，屏幕上第一個露臉的卻不是於連，而是趙忠祥，他微笑著，以後來解說《動物世界》的好聽嗓音，向我們解讀《紅與黑》。稿子當然是專家寫的，調子自然是“要批判地吸收”。片子因為長，就被鋸成兩半，放了兩個晚上，簡直吊足胃口。扮演於連的是法國第一小生錢拉·菲力普，把於連神經質的自卑、自尊演繹得十分傳神，唯一遺憾是他年齡偏大了點。扮演德·瑞拉夫人的演員則似乎少了些什麼，現在想想，是少了足以讓於連眩暈的性感。那兩個晚上，對小說迷、電影迷，不啻是過節。兩晚之後，文史樓側門外一片狼藉，仿佛打完了一場局部戰爭——勝利和光榮自然屬於司湯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