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首飾也頗有講究，一時崇尚珍珠，一時風行翡翠，後來盛行鑽石。黃金是俗氣的，要用白金替代，貴精不貴多，重質不重量。“珠光寶氣”表麵上是褒獎，實則十之八九是暗諷：隻有暴發戶才是“珠光寶氣”，恨不得把一匣子首飾都搬到頭上身上。“花枝招展”更是不堪入耳之辭。“文革”前拍攝的影片《不夜城》中，闊太太的穿著設計得恰如其分，看起來料子、做工、色彩都是很講究的，但是不是珠光寶氣的。她閑來還打打毛衣，年輕人恐怕是無法理解的。有的戲劇或電影裏，國民黨軍官夫人、富翁的太太小姐，穿著打扮常常過份，有時活像交際花之類人物。而且不分場合，平時在家同外出應酬，都一律盛妝。這就顯得不真實。
《西廂記》裏，張珙眼中的紅娘是“可喜娘的龐兒淺淡妝，穿一套縞素衣裳”。俗語說：“若要俏，常帶三分孝”，這不是沒有道理的。過去女的帶孝，穿一件灰布旗袍，滾上細細的白邊，頭上戴一朵絨線做的小白花，我真懷疑她是一片孝心呢，還是要贏得楚楚動人之姿？很多人都欣賞越劇的古裝行頭漂亮，原因就是色彩淡雅、悅目、和諧，總是在月白、藕合、銀紅、淺黃等色彩中變來變去，最多用一條大紅汗巾，起到“萬綠叢中一點紅”的作用。
老式結婚的嚴妝，鳳冠霞帔，一片大紅，平金繡花，蟠鳳雕凰，新嫁娘是濃妝的。但是，之子於歸，一生一次而已——後來可以離婚，又當別論。看來濃妝，偶一為之，興到為之，未始不可。上官雲珠初蒞上海昆侖影片公司時，身穿一件喬其紗旗袍，腳蹬一雙繡花鞋，俗到了家，又不顯得俗了。黃宗英的散文《星》中寫到這一點，歎為絕唱。讀者不信，試找一九七八年底或七九年初《人民文學》一閱。
（原刊一九八○年九月十三日香港《大公報》）
金玉奴的悲喜劇
忽然想起談談金玉奴。其實也非忽然想起，早些日子見報載京劇《金玉奴》廣告，引起我想到金玉奴的命運。
從前這戲叫《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是根據馮夢龍《古今小說》所選同名小說改編的，是一個完整的故事，結局似乎隻能是棒打，棒打打得很精采，一則以泄玉奴的憤慨，使觀眾大快人心，二則莫稽雖受了一點皮肉之苦，但到底沒有傷筋動骨。一九四九年，這戲重新改過，演到莫稽上任，在舟中將金玉奴推下江去，就此結束。我在上海看過這樣改編的越劇，劇名也改了，叫《千金之子》，可是總感到戛然而止，似了未了。金玉奴不能中途夭折，正如杜十娘隻能怒沉百寶箱，投江而死一樣，一生一死，作者是經過精心構思的，寓意所在也是顯然的。
我看《金玉奴》是一篇諷世之作。作者雖然僅僅鞭撻了一位小小書生，譴責了欺貧重富，背義忘恩，但是進一步推敲，它更重要的是還諷刺了當時社會的某種偏見，某種習慣勢力。
窮書生莫稽又凍又餓，倒在叫花子家門口的雪地上。乞丐頭子的千金金玉奴救了他，一碗熱乎乎的豆汁將他凍僵的身子暖和過來了。叫花頭子將女兒嫁了給他，他在“紅袖添香”的環境下，又念起書來。一有飯吃，二有書讀，莫稽當然是感激涕零的。其實金玉奴讓莫稽寒窗苦讀，望他考得一官半職，衣錦榮歸，改換門庭，這就埋伏下悲劇的種子。改換門第談何容易？改換叫花子的門楣和地位，更是談何容易？莫稽考中了，做官了，忘恩負義確實有虧道德，殊不足取，至於動手把妻子推下江去，更屬犯罪行為，可以繩之以法。可是，再回顧一下當時的社會，又是何等情境呢？一位官老爺的太太竟是叫花子的女兒，官場之中，左右上下議論起來，成何體統。門第、身份、社會地位等等偏見陋習，也非一二書生能衝破的。這樣說，全無為莫稽辯解之意，明眼讀者諒也理解。
再說金玉奴如果勉勉強強當了官太太，住在衙門後院，日子也不會過得順心，房前屋後免不了有人指指戳戳，嘁嘁喳喳：“倒底是叫花子出身……”英雄不論出身低，成了英雄才能不論出身低，不成英雄是摔不掉這包袱的。英雄一般指的是男子，女子就不同了。青樓出身的姨太太，即使日後扶正了，也還有人撇著嘴說：“怪不得，是堂子裏出身的……。”如果生了一個好兒子，母以子貴，借了兒子的光，可以平息一些非議，既往不咎。但是，還要會做人；不會做人，一輩子給人議論譏諷，在過去社會是不乏其例的。
金玉奴的悲劇，作者給它來個喜劇的結尾。金玉奴墜江未死，被莫稽上司救了起來。這位大官同情玉奴的身世，認她作為義女。將乞丐千金認作義女是否可能？這是個問題。不過，過去社會對認義女的範圍似乎寬一些，女戲子、丫頭都可以認作義女。義女總是義女，給個順水人情，未始不可。大官又重新將義女配給莫稽。這次，金玉奴不是以乞丐千金身份，而是以官府千金身份下嫁莫大人了，當然也是門當戶對，名正言順了。這是作者的巧妙之處，也可見作者用心良苦。更巧妙，也更苦心經營的結局是，金玉奴在洞房之夜，布下娘子軍手執籬竹細棒（注意，籬竹細棒，不是大戶人家的大門栓），劈劈拍拍，把莫稽打一頓，罵幾聲“薄悻”，責幾句“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出出氣，見好就收。也隻能如此。觀眾也出了氣，親見金玉奴好心有好報，心滿意足地站起來，離開劇場了——也許又站住了，那時因為名角在謝幕，還要一睹名角（也許是童芷苓）的風采。走出戲院。又回到現實的世界來了。
（原刊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報》）
舊雨新情
鮑伯·霍普（港譯卜合）到中國來合拍電視片，美國記者報道時說，北京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位美國滑稽演員。這句話從廣義來說，是不錯的，一般北京老百姓——尤其是三十幾歲以下的年輕人對鮑伯·霍普全然是陌生的；但是從狹義來說則不然，五十上下的知識分子不但知道他，而且還是過去在銀幕上屢屢相見的老朋友。這些老知識分子對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好萊塢新星可說是茫然無知，僅僅少數人了解簡·方達（珍芳達）是亨利·方達的女兒，三十年代的童星秀蘭·鄧波兒（沙梨譚寶），已棄影從政之類。但是，他們對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美國明星是頗為熟悉的。時隔三十年，在推理影片《尼羅河上的慘案》中重睹蓓蒂·黛維絲（比提·戴維絲）的風姿，大有故舊重逢，驚喜交集之感——隻是銀幕上下的人都平添了幾絲白發。出席一九七八年奧斯卡授獎式的影壇宿將珍妮·蓋諾（珍納姬娜），在海外也許早被一些人忘懷了，但她在《七重天》中楚楚動人的形象，在這些老知識分子腦海中並未老化，舊事重提，曆曆在目。卓別林更不用說了，電影界前輩司徒慧敏等跟他有過交往，中美建交後首次上映的美片中就有卓別林的《摩登時代》，年輕的去看新鮮，年老的去測驗一下記憶力。他們會自然而然地想起三十年代在上海大上海大戲院（那時電影院叫戲院）首映該片的盛況，還會想起西裝革履的卓別林與身穿京劇古裝的馬連良握手言歡的照片，真是渾同隔世，又仿佛才是昨天的事。今年五月逝世的瑪麗·璧克馥（瑪利碧福），還有琵琶·黛妮兒（琵琶·戴麗），她們是抗日戰爭前中國大學生的夢裏情人，現今他們已是兒孫繞膝了，想起當初將十二時的美人頭像掛在宿舍牆上，夢寐以求，又何等幼稚可笑，甚至連呼“荒唐！”因此，上年紀的人對眼下少年的一時“荒唐”，也不必大驚小怪，一味訓斥，要推己及人，相信隨了歲月日增，識力提高，他們日後也會感到幼稚可笑的。
玉想瓊思成了過眼煙雲，現在回憶中隻剩下這些銀漢群星的精湛藝術，在新的環境下，以“洋為中用”的態度來回顧費文·麗（慧雲李）和勞勃·泰勒（羅拔泰萊）的《魂斷藍橋》，英格麗·褒曼（英格烈褒曼）的《卡薩勃蘭卡》（港譯《北非諜影》），葛麗奧·嘉遜（姬莉亞嘉遜）的《居裏夫人》《傲慢與偏見》，斯本塞·屈萊賽（史賓沙德利西）的《化身博士》，瓊·芳登（鍾芳婷）的《簡愛》等等。這些成了老一代知識分子心目中的經典之作，正像他們欣賞梅蘭芳、譚富英、阮玲玉的名作一樣，得到藝術上的享受。同時，又重新開始接觸新的東西。
（原刊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香港《大公報》）
鄉音與鄉情
影片《小小得月樓》繼上海之後，在北京映出。不過，在這裏上映的是經過一道翻譯的普通語版，聽不到吳儂軟語了。這對此間南方觀眾來說，未免有點遺憾。
遺憾有二：一，翻譯上不可避免的損失；二，不聞鄉音，難酬鄉情。
先說翻譯上的損失，既加以“不可避免”的限製詞，恐怕再大本事的翻譯家也難以彌補了。編劇設想出白娘娘這個稱呼，頗具喜劇意味。南方人通常稱《白蛇傳》中的白素貞為白娘娘，乃是對她的尊稱。在人們心目中，白娘娘是一位善良、美慧的女子，哪知銀幕上這一位白娘娘卻是個又胖又貪的反麵人物。娘娘在吳語中又作姑姑解，雙關語是很難碰巧在另一種語言中找到同樣的詞兒的，所以普通語版中隻好襲用白娘娘。奈何白娘娘三字在北方觀眾的耳目中，絲毫不包含什麼弦外之音。如果是書刊的話，尚可來個附注——說得過激一點，此類附注也是一種修修補補的辦法。影片中還有一個人物叫範小剛，小名叫戇戇。戇者戇大也，疊字戇戇，無非昵稱。戇大似可替換北京俚語傻帽，但傻帽又不若戇戇親昵。影片來個折衷，譯成傻剛，口型對上了，味道卻若有所失。戇戇的女朋友拿了飯盒來走後門買炒什錦，隻收六角，那個女朋友的外號就叫六角頭。頭在吳語中常作人稱後輟，如阿囡頭、大塊頭之類。京話無此用法，隻得譯成六角六，後一個六字變成了湊數。至於吃豆腐之類詞兒，北京沒有這種說法，當然無從翻譯了。離題而言之，南方有小年夜，北方沒有小年夜，隻有大年三十（除夕），這是風土人情不同，不僅是語言上的問題了。因此，地方戲的改編其它劇種，近年來叫做移植，此詞用在這裏是頗有學問的，花木移植就得適應當地氣候、環境等條件，年久月深難免變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