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把有些北京話譯成吳語也是很傷腦筋的。影片《夕照街》的對白是地道的北京市民語言，這也是該片之所以生動真實的原因之一，不過像擠兌、缺德、怎麼個兒、我零吃了你這類詞茬兒，也很難信手拈來貼切的吳語翻譯的。擠兌可譯作欺負，但又感到似乎推板一眼眼。出入何在，我也說不好。雖說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對道地的北京話也隻能聽懂九成上下，其原因是生活圈子狹小，沒有很好學習民間語言，到底不是在這裏土生土長的。像《夕照街》中的某些語言，字麵上的意思似乎懂了，字麵下的意思就朦朧起來了。也難怪上海人要哇哇叫聽不懂了。
我每次回到上海，聽電車上售票員報起站名來，簡直像丁是娥唱滬劇一樣好聽，其實無非是鄉土之情，鄉音和鄉食是最能觸動鄉情的。我借工作之便，總算在北京看過一場蘇白的《小小得月樓》，滿足了鄉情的慰藉，在我個人來說，上述第二個遺憾實際上並不存在，隻是作為人之常情說說而已。
（原刊一九八四年三月五日《新民晚報》）
南燕北來
上海評彈團於國慶期間赴京演出，我在十天之前即去北京音樂廳預購了九月二十八日那場的票。
麵對滿場十之八九的江南鄉親，望著一片銀灰的老聽眾，評彈團熱誠款待鄉親的是一席豐腴精美的盛宴，大盤小碟各式各樣的佳肴一道接著一道端出來，連中間休息也省略了。聽眾狼吞虎咽，頻頻舉箸，來不及吃下的，裝進食品袋，拎回家細咀細嚼，細品細辨，細細回味。北京的評彈聽眾平日隻能聽錄音帶過癮，比劇場效果當然遜色不小，無非聊勝於無。評彈難得來京，數年十數年難遇，難怪久居北京的上海人變成心急慌忙的饕餮客了。
我坐在暮色蒼茫的音樂廳裏，沉醉、激賞、出神入化，飄飄渺渺地進入評彈的神奇世界，頃刻之間幾乎遺忘了熙攘紛紜的凡俗世界，而我的昨日世界與今日世界卻又夢幻般地交叉呈現。
這兩天正在讀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回憶錄《昨日的世界》，情緒上是否有所影響？
趙開生、薛惠君的《方卿見娘》上場了，趙師承沈儉安，薛是薛筱卿的女兒，令我想起三十年代沈薛雙檔，他們的《珍珠塔》《啼笑因緣》若幹唱段灌成唱片，幾乎天天在電台播放，翻來覆去地聽，唱詞也背得出來了。三十年代上海氛圍中評彈是不可或缺的。
那時我是個不知深淺的少年，又是個貪婪汲收各種學識的少年。我從評彈中學文言文，學文學，學敘述，學描寫，乃至學人生。來北京之前，僅有一點古城景物的知識，也部分得自逐日收聽《啼笑因緣》。舊時稱評彈藝人為說書先生，黃異庵先生能自編自說《西廂記》，沒有一定古典文學底子是做不到的，先生二字受之無愧。
秦建國的蔣調、黃嘉明的張調、範林元的徐調，令人懷舊，低回不已。上一代蔣月泉等幾位名家繼承老一輩的流派又有所發展創新，今天年輕一代又繼承他們的流派。連綿的曆史似乎啟示我們許多東西。傳統不絕如縷，繼承不絕如縷，新腔也就漸漸由此產生了。徐雲誌的《狸貓換太子》開篇，一唱六十多年，迄今依然婉轉動聽，沁人心肺，真是不可思議；朱雪琴的《七十二個他》顯然已非複製沈薛的《妝台報喜》。
吳君玉的評話《石秀開店》，張振華、莊鳳珠的彈詞《神彈子：拋頭》，如果不在劇場欣賞，就難窺其藝術全貌。吳君玉，一位睿智幽默的老人，好像在飯後燈下與家人親友講山海經，說到興頭上不免手舞足蹈，卻不見過分誇張；插科打趣，信手拈來，收放自如；平平常常的事，經他一說，聽來津津有味。其間對商業時弊作漫畫式的諷刺，出諸幽默，無傷大雅。
張振華、莊鳳珠的《拋頭》，說表、彈唱、形體表演相互配合，絲絲入扣。書中人物男的全瞎，女的半瞎，表情逼真傳神。
莊鳳珠本人旗袍凝妝，亭亭玉立，卻扮演一個又醜又瞎又善良的婦人，不借助舞台化裝，以俊出醜，功力到家。我離開上海已逾四十年，對上海日益生疏，今日才得一識張、莊諸位名家，大有幸會與遺憾交織之感。
我仿佛又坐在昔日西藏路的東方書場，那是邊喝茶、邊吃零食、邊聽書，最後還有一場文明戲的時代。眼下，餘紅仙唱了一曲《蝶戀花》送客，我又回到九十年代的新樂府了。
（原刊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一日《新民晚報》）
穿衣論
上海有一句土話：“著末威風，吃末受用。”小學教科書告訴我們，人類由飲血茹毛、穿樹皮草根進化到紡織布穿棉襖棉褲。正像人身上的眼睛鼻子一樣，從實用又漸漸地進化到——或許是退化到裝飾品。紳士淑女依樣畫葫蘆，模仿著《老爺》雜誌，刻意要做“高等華人”。穿什麼？穿什麼？老爺也考慮，太太也考慮，太太比老爺考慮得還周到。太太們不想創造些什麼，太太們穿衣裳在她本身不是一種藝術，美學的觀念往往是男子於評頭品足之剩餘。舅母一輩是中國舊式的中年婦女，四十歲沒有到，如果是女青年會幹事，倒穿得教會風味，有個性——她們沒有個性。留學回來或受歐美教育的漂亮太太，追隨了《老爺》雜誌一條路走去，離中國遠些，與真正的歐美也差了一截，不過她們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個性，舅母也不是這類太懸空的貴婦人，有時她穿平金滿幫的繡花鞋，有時永安公司買的高跟皮鞋，俗罷俗得不透徹，歐化吧又是中國人眼中的歐化，她們沒一個著著實實的地位，連穿衣裳也是奴化的。舅母去冬裁了一件灰鼠、一件絲棉旗袍，喇叭口的倒大袖，又改了幾身夾的單的，為了時行大袖。新年上我家賀年，從柴米金子談起談到衣著，我說時裝的趨勢又行小袖了，又小又長，愈小愈好，舅母說：“怪不得那天胡楓也穿了小袖口，我還當它舊的呢——好在我們也老了，跟了他們翻也來不及，灰鼠絲棉裁縫年底送來不過八九天工夫，跟不上了！”言下不勝感慨，不是感慨她的追不上時代，想想新做的袍子被旁人訕笑過時老式，有點冤枉得想哭。追求一個理想是快慰的，有希望的火花；跟隨旁人的理想，永遠相差一大段，是一種義務，痛苦的。
友人說：他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叫他穿中裝，一個叫他穿西裝，到長大了一定像兩種環境中長成兩種個性，連所交的朋友也是兩類的。記得在包書的一張書店廣告紙上有《服裝心理談》這本書，我沒有去買，也沒研究過心理學，但我相信服裝會影響人之心理。馬路上看到兩個十歲左右的男孩，大概是同學，一個穿了短褲襯衫，加罩一件白絨線背心，露出襯衫的長袖是米色的；皮書包背在後麵，趾高氣昂，談笑自若，一股朝露的新鮮活躍。旁邊的同學一襲肮髒的藍布袍子，洗得白花，不是他自己的，因為跌跌絆絆地太長太寬了，我來不及看他的小臉，想像中也不是眉清目秀的，期期艾艾的說話我當他在說謊。我直感地對自己說：一個是廣東或北方的孩子，有些生氣，一個是江南孩子。他們的家境也許差不離，或者江南之家反而富些，可是江南人舍不得叫孩子穿得體麵。孩子往往跟底下人混在一起，除了少爺小姐銜頭之外，還是跟阿媽車夫親切、自由，不過吃喜酒，新年，逢時逢節，打扮得小大人似的，塗脂抹粉，是例外。外國小孩像安琪兒，洋囡囡，像可以用手來玩摩，其實是活的；中國小孩有時像小乞丐，是活的；有時像無錫“大阿福”，團團富貴，是僵死的。自私地說，悲哀倒不是眼看中國未來棟梁這樣不成材，悲哀的是我也是這樣長大來的。二十年前這穿得跌跌絆絆的孩子就是我自己。
媽一直說我穿衣頂疙瘩。因為我是頭生，從小就穿新的，外婆做來的小衣小褲有時無意中還能從箱子裏拖出來。一隻小枕頭，一條小被頭據說也是外婆送來的，我們叫它“十六年枕頭，十六年被頭”，雖然我早已不是十六歲了。媽是個現實主義，樂觀又滿足。說起我小時來又有人寵愛，又穿得好，可惜這燦爛時期，我一點也不記得，隻記得我從沒有匠心如意地做幾套衣裳。我有兩個外婆，自己的外婆是正室，小外婆與外公另外住開，我也常去住。一連下了幾天雨，衣衫就不夠周轉，她叫人從五屜櫥裏拿出一件直條的布長衫，灰色底子黑條，說本來是小阿姨的旗袍，裁縫把它做錯了。我頂喜歡這件長衫，至今還想著它，大概是第一次堂堂皇皇有一件長衫吧？這是我第一次受人布施，我不感激，隻有感到像吃了嗟來之食似的。跌了一跤，我情願人家笑我罵我，不喜歡人家攙我扶我，我反“哇”地一聲哭了，因為覺得他假惺惺。小時的理想是一件清清爽爽的藍罩袍，一雙大中華的跑鞋，夏天有白帆布的短褲，有襯衫，穿得跟同學們一樣，好一同嬉戲。在弄堂小學讀書，穿了爸爸改給我的西裝，坐了汽車上學，我沒有比人家低微，但是我不喜歡，我跟他們兩樣。小時就那樣要麵子，惟恐旁人看穿我的西裝是大人的改製的，害我不敢多動一動，多說一句話，少引人注目舒服些，如今想想還是苦痛的。小孩的心思就那樣複雜，小孩有點像成年人一樣懂事，不過老年人多些世故、幽默——大概隻有青年最火氣，最不懂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