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夏荷生上台，他一看場子裏零零落落的樣子，心情有點激動。他對聽眾們說，今天在座的各位，才是我真正的知音，我今天的書（《描金鳳》）說得不但不會馬虎，而且要特別道地。若是散場以後，有的聽客實在不能回去，就請到樓上宿一宵，房間費用，歸我開支。他的話說得是誠懇的，座上人聽了都很欣賞。這時候卻有一個人指著那幾位花枝招展的女聽客，向彈詞家問道：那麼她們怎麼樣呢？夏荷生沒有被發問的人難到，他接口說，她們麼，一輛包車，擺個渡就好回去了。說得大家都笑了，那幾位女客也笑了。原來這幾位女客，都是群玉坊長三堂子（舊上海的高級妓院）裏的倌人。群玉坊這條弄堂，正好緊捱著東方書場，她們的家，離書場不過一二百步。彈詞家認得她們，知道她們都有自備包車，會來把她載回去的。”
這類小品文字，內容充實，或敘事、或抒情，時拉近、時推遠，亦莊亦諧，半雅半俗。率性揮灑，不拘一格。文字自具個性，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
唐大郎對自己的詩是頗看重的。我這樣讚美他的詩屁股，大郎兄在天之靈會不會恥笑我買櫝還珠呢？我想不會。話還得回到二十多年前，在大郎晚年的時候，我曾去信求寫一扇麵，提出要寫“唐詩”（唐大郎的詩）。他看了很高興，複信說：“君維畢竟解人，要我寫扇麵，指定要寫‘唐詩’。門路何其找得對耶！我的書法極其搭漿（滬語：蹩腳），惟詩則往往差可人意耳。悖妄至此，老友待勿見笑。”
扇麵我不好意思催他寫，誰料不久他即去世，再也寫不成了。
最後，我想借此記述大郎佚事一件，以資談助並結束此文。
上世紀四十年代初（上海淪陷時期），中共情報工作者袁殊，時以汪偽“江蘇省教育廳長”，並主持報刊《新中國報》《雜誌》等身份，公開活動，人目之為“漢奸”。深秋某日，他突然邀請小報界唐大郎、龔之方、陳靈犀三人到王寶和酒店吃大閘蟹。
新貴設宴，所為何來，令人煞費猜測。是否赴宴，進退躊躇。陳靈犀一介文弱書生，嚇得手足冰涼，顫抖不已。龔之方戴著熠熠的金絲邊眼鏡，儀表堂堂，似乎社會經驗豐富，善於應對不測風雲，這時卻對著大郎，默不作聲。大郎摸了摸腦袋說：“去！”人家請客，來而不往，非禮也，這叫敬酒不吃吃罰酒。
王寶和酒店，地處四馬路（福州路），專營自釀花雕、加飯等各式紹興黃酒。一到深秋時節，該店供應運自陽澄湖的清水大蟹。大閘蟹一鐵籠一鐵籠陣列在門口，口吐白沫，肆意橫行，誘人食欲。在酒席上，主人袁殊談笑自如，頻頻勸酒。三位客人食而不知其味，也隻能故作鎮靜，謹慎對應。
酒宴歸來，三人始終不明袁殊的設宴意圖，從他言談中也聽不出什麼名堂，以後也無下文。這個疑團，至今已無人能解了。
唐大郎（一九○八一一九八○），原名雲旌，筆名尚有劉郎、高唐等，早年在上海中國銀行工作，上世紀三十年代起投身小報界，從事專業寫稿，先後在《東方日報》《海報》等多種小報寫文寫詩。
《閑居集》（署名劉郎），香港廣宇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三年第一版。
袁殊（一九一一一一九八七），事跡見《袁殊文集》，南京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一版。
在女作家客廳裏
那一天，程乃珊邀我們三個老翁去她家吃晚飯。我坐在她家的客廳，雖係初訪，卻感熟識。這裏從家具、擺設到飲食都洋溢著一種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家庭的情調。她姑姑送她的高背椅子，戲稱是維多利亞時代的款式；仿古嵌花家具卻是新添置的；牆上異國情調的掛飾，諒是她出國訪問帶回來的紀念品。這小客廳就像她的小說，昔日上海煙雲和今日上海現實纏綿不斷、縱橫交錯。
她家地處愚園路，一拐彎就是常德路，舊名赫德路。赫德路192號公寓六樓65室，就是四十代女作家張愛玲的住處，她住在她姑姑家裏。《傳奇》中那些人物，有的也許去國了，有的仍留上海。隨著《傳奇》這本書的重現，他們又在編織新的傳奇了。他們和他們的兒孫一輩走進了程乃珊的小說世界。人生，正如張愛玲說的“完不了”。人生猶如接龍，眼看接不通了，洗了洗牌再接，又接上了。
四十年代初，我正入魔似地讀著張愛玲發表著的一篇篇小說。我有幸與張的女友炎櫻大學同學；一時心血來潮，就請炎櫻作介前往訪張。某日我與現在的翻譯家董樂山一起如約登上這座公寓六樓，在她家的小客廳作客。這也是一間雅致脫俗的小客廳。張愛玲設茶招待，虧得炎櫻出口風趣，衝淡了初次見麵的陌生、窘迫感。張愛玲那天穿一件民初時行的大圓角緞襖，就像《秋海棠》劇中羅湘綺所穿的，就是下麵沒有係百褶裙。我因早聞其奇裝異服之名，倒也不甚驚訝。在我看來，她這種複古的服裝心理，與西洋婦女穿戴清代鳳冠霞帔的獵奇心理是異曲同工的。她雖熟知舊式家庭的底細，但她又是受過西方教育的。
張愛玲的時裝好向往昔尋找靈感。一九四六年增訂本《傳奇》封麵上那幅清裝仕女圖，在她看來體現了昔日家常生活的幽情，她作為一個現代人，突兀地出現在這幅畫的旁邊，“非常好奇地孜孜往裏窺視”。她穿過一身自己設計的連衣裙，下身仿佛套著一隻燈籠；燈籠底下伸出她的雙腳，在嘈雜塵囂的上海馬路上匆匆而過。她在馬路上好奇地觀察上海市民，上海市民也報以好奇的眼光。這種款式其實也是從英國十八世紀女裝借來的靈感，那時貴族婦女用鯨骨做支架把裙子撐得鼓鼓的。不過她們穿著這種長曳拖地的裙子，是在華麗寬敞的宮廷裏跳醉人肺腑的華爾茲的。從今天八十年代時裝觀念回頭去看，張當年的時裝已經夠不上什麼奇裝異服了。時鍾有時移動異常遲緩，令人深感惶惑不安；有時意外迅速，令人驚歎瞬息萬變。
張愛玲寫過一篇專談服裝的散文《更衣記》。四十多年之後的今天，中青年學者陳平原論述此文時說道：“語言風趣學識淵博還在其次，更精彩的是作者力圖描述時裝與時代風氣的關係，以及時裝變化深層的文化心理。”此文尚有英文版本，曾刊四十年代初德人在滬所辦《二十世紀》英文期刊上，並附有作家自繪的優美插圖。此事似不見有人提及，至少在大陸。寒齋倒藏有這本舊刊，隻因書擠書、書疊書，找起來費力傷神。而最近出版的滬版《中國現代散文欣賞辭典》卻收張愛玲的《談音樂》一文，這是從散文美學角度來選擇的，選家同樣別具慧眼。音樂也許是藝術中最抽象的，抽象的東西用具體的文字來描繪，還要寫得絲絲入扣、涉筆成趣，不落陳套，確非易事。可惜後麵附錄的作者小傳幾處有誤，似是而非。其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稍加厘正，即可避免。
不時出現在張愛玲筆下的炎櫻，是個混血兒，父籍錫蘭（即斯裏蘭卡）、母籍中國。她原名為法蒂瑪·莫希甸，當時成都路（南京西路口）拐角有一家莫希甸珠寶店，就是她家開的。今日走過那裏，早已變成別的鋪子了，具體是哪一家又感到有點茫然了。
且說炎櫻
張愛玲身邊有兩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一個是她的姑姑，一個是她的錫蘭朋友炎櫻。她分別為她們寫過語錄。姑姑的特立獨行、炎櫻的天真浪漫，與張愛玲自己的性格有種相輔相成或相反相成的關係。……
——止庵：《張愛玲片斷》
炎櫻是我大學時代的同學，都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我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夕畢業的，炎櫻或前或後也是那時期畢業的。其時我與炎櫻有過一些交往。不過時逾半個世紀，往事當時不在意，現在就愈來愈模糊了。我試著回頭尋找，仿佛把壓箱底的陳年彩色絲線，一分一分地、一寸一寸地扽出……
炎櫻是錫蘭（今斯裏蘭卡）人，錫中混血兒。胡蘭成、沈啟無、路易士（紀弦）的文章中都說她是印度女子。其時我也隻知她是印度人，周圍同學也是這樣說的。直到讀了張愛玲後期所寫文章，方知她應是錫蘭人。張愛玲早期文章中未提及炎櫻的國籍，晚年才說，似乎含有特此訂正之意。我作為外人，隻能從張。
炎櫻是張愛玲給她取的中文名字，還有莫黛、獏夢等中文名字，張愛玲文章中已作說明，不贅。她原名是法蒂瑪·莫希甸(FatimaMohideen)。她家在上海成都路（南京西路口）開一家一間門麵規模的珠寶店，店名就叫莫希甸，照牌上中英文對照。莫希甸三字，也不知出於哪位高手的譯筆，雖然僅僅是音譯，卻別開生麵，頗具異國情調。尤其是一個甸字，在南方實屬罕見，上海市民沒有見過北方剽悍民族放牧的甸子，留下了遐想的空間。
那時我想辦一刊物，擬請張愛玲寫稿。我托炎櫻轉達，炎櫻約張愛玲與我在她家麵談，可能是出於她家地處市中心，交通較為方便。因此我造訪了莫希甸家。她家前門開店，後門出入，樓上住家。我從後門進去，正遇到她母親。她母親天津人，中等身材，膚色白晰，穿一身中式褲衫，幹淨利索，就像上海常見的殷實人家的主婦一樣，舉止大方，談吐得體，顯得精明能幹，持家有術。她示意讓我上樓，上樓拐灣處就是亭子間。這裏有方桌（上海人叫它八仙桌）、凳椅等簡單的家具，看來是作進餐、會客之用的。我與張愛玲坐在桌前，相對而談。她聽了我的來意後，隻是說忙於寫《多少恨》，是否應允寫稿，未置可否。數日後，她請炎櫻轉交我一便條，婉言相拒了。其時國幣貶值、物價上漲，為了保值，我父親囤積一批白報紙。我憑借一批報紙、一時熱衷，就想辦個刊物，顯然是少不更事、孟浪從事。不過以怪僻出名的張愛玲竟以婉轉的方式對待，以免傷了對方的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