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又隔了四十多年，我買了一本肖伯納的《魔鬼的門徒》（英語本），是徐老師注釋的。前些日子，見報上廣告又有一本英語本《鬥爭》將發行，也是他注釋的。徐老師從事教育工作已達半個世紀了，從《魔鬼的門徒》的注釋中，我又見到了他誨人不倦的精神，他的笑容，他的津津有味的講解。
在我晚年的回憶中，不時出現他們的留影，他們永遠是我的老師。
（原刊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日《新民晚報》）
逝川憶沈浩
沈浩演過不少戲，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抗戰後在《夜店》中扮演賽觀音（與丹尼AB製），一九五一年在《方珍珠》中扮演方母。賽觀音穿了一件翠綠的短襖，大袖口裏漏出一截子粉紅色的毛衣袖子，那種潑辣女人的形象仿佛至今還在我眼前。她演方母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到劇作家老舍家去談戲，寫角色的自傳，等等。一天，我們幾個人到東安市場森隆飯店去吃飯，她指給我看她找到的一位方母的模特兒，一個擺攤賣冰糖葫蘆的老太太，烏黑的頭發光溜溜地梳了個髻，好像有點爬牙，顯得精明、厲害的樣子。諒來沈浩出出進進，觀察了這個模特兒很久了。方母很俗，但是沈浩在藝術塑造上一點不俗，這大概就是藝術的爐火純青吧？那時解放不久，北京還留下外僑，有個英國人（青藝劇場前身美琪電影院的老板），常去看戲，還是專程去看方母的戲的。
不過，沈浩本人同這兩個人物的經曆、性格是完全不同的。她是天津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畢業的，在北京、天津生活過，一九三一年到上海教書，後來又進上海政法學院深造，戴過方帽子。她身上有一種大學生、職業婦女、教師、藝術家融合起來的氣質。她可以在上海相當像樣的家裏招待一幫藝人包餃子，也可以同中西女校的闊小姐悠然坐在沙利文就餐。她與早期外交家陳友仁的兒子陳依範初次見麵，陳依範就送給她一張自己的畫作：一個耍盤子的雜技藝人。這些都顯得那麼自然、渾成。
她的性格是豪爽的，頗有巾幗英雄氣概，所以她在梅阡導演的《碧血千秋》影片中扮演秋瑾；但是她不是豪放、豁達的，她不會抽煙，細心的觀眾可以從《舞台姐妹》影片中看出，她扮演的過房娘沈家姆媽的抽煙姿態是多麼外行——沈家姆媽的戲不多，但導演謝晉一下子就想到了她。
沈浩於一九五○年初來到北京，在青年藝術劇院工作，住在東單三條宿舍，一間小房，簡而不陋，冬日生上爐子，格外暖和，圍爐而食“心裏美”水蘿卜，對我們初到北方的人來說頗感新鮮。有時去找她不在，那就是下鄉下廠、參加土改去了。一九五七年被錯劃之後，她當然不能演戲了，但一九五九年老舍的《全家福》上演時，老舍點名要沈浩演一個八十歲的老太太。這是她最後一次在北京的舞台上出現，之後轉到上海電影製片廠，那是後話了。
她不幸離開我們已經十六年了，電車經過東單三條，勾起了我對她的回憶；好像沒有人寫過懷念她的文章，寫此以誌一炷心香。
（原刊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新民晚報》）
俊士所賢迂士嗬——閑說唐大郎
我是抗戰勝利後認識唐大郎的。那時他和龔之方辦一份小報《光化日報》，大郎約我為之寫稿。該報編輯部設在卡爾登大戲院（現為長江劇場）內一側的一間不大的房間裏，是董樂山偕我前往找大郎的。那時我才二十出頭，剛走出校門，初涉足社會；大郎也不過三十多歲，卻已在上海灘上享有盛名了。他在我心目中是位前輩，不料這位前輩不擺架子，不尚虛禮，開門見山，直話直說，作風豁達。豁達作風的人令人感到一見如故。
現在有的人寫大郎，或稱之為江南第一枝筆、江南才子，或稱之為詩人、報人。不知有意還是無意，略而不提當年另一稱謂：小報文人。小報文人，名聲不好聽。其實小報文人之中，有子曰詩雲的老夫子，有風流倜儻的名士，有韜光養晦的寓公，有賣文糊口的寒士等等，當然也有文痞文氓之流混雜其中，就像別的行當中人一樣，不一而足，不可一概而論。那時我的一位同窗好友，耳聞我與大郎交往，驚訝地問我：“你認識唐大郎？！”接著對我婉言規勸，生怕我交友不慎，誤入歧途。由此可見社會上對小報文人的看法了。唐大郎的作品中重複出現半聯詩句“俊士所賢迂士嗬”，也許就是他麵對周圍的青眼白眼，作一點自剖、自嘲、自歎無奈。
唐大郎寫的舊體詩，雖係打油詩之屬，但嚴格遵守舊體詩詞格律，平仄、對仗、押韻循矩蹈規，一絲不苟。他自幼從舅父——清代詩人錢謙益的後人學詩，家學淵源，打下結實功底。不然是寫不好這類詩的。他的詩，形式上純屬傳統，內容上又絕對現代。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灘上花花綠綠的都市生活，舞廳、酒樓、書場、戲院裏的紅塵世界，霓紅燈下釵光鬢影，紅氍毹上悲喜人生，以及親朋好友、文人藝人的身邊瑣事，都是他信手拈來的寫詩材料。舊瓶裝新酒，豔詞俚語穿插其間，渾然一體，讀來別有風味。約一九四八年某日，他去寧波同鄉會參觀糞翁（鄧散木）的書法展覽後，寫了首詩，其中有“昨天跑到寧波同，鄉會裏邊看糞翁”一聯。把寧波同鄉會這一個詞首尾拆散在上下句，雖然有點越規，照樣合撤押韻，像是板起麵孔，開個小小的玩笑。
我當時就聽說大郎要出詩集，書名是現成的：《唐詩三百首》。他在《鐵報》上的專欄就叫《唐詩三百首》。後來不知怎地不見此書刊行。再後來時代大變，事過境遷，許多事情都一刀兩斷了。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就此事詢問龔之方。他說當時上海有位熱心讀者從《東方日報》《鐵報》《海報》等各報剪存的數百首大郎的詩作，來信表示願意提供他結集出版，待進一步與之聯係時，這位先生卻神秘消失了。《唐詩三百首》的出版從此夭折，僅留下一段憾事。
十年動亂之後，大郎應約在香港《大公報》副刊《大公園》上，開辟《閑居集》和《唱江南》兩個專欄，發表了不少詩作。大郎一九八○年去世後三年，《閑居集》得以在香港出版。碩果僅存，我有幸獲得贈書一冊，不時取出披閱，宛如故人相對，彌覺珍貴。此集收七八十年代所作詩三百零九首，與三四十年代舊作相較，風格依然，內容有異，思想感情各有各的時代烙印，自不待言。
唐大郎三四十年代寫的詩，在張愛玲的散文中到錄存一首。張愛玲的《到底是上海人》中寫道：“去年的小報上有一首打油詩，作者是誰我已經忘了，可是那首詩我永遠忘不了。兩個女伶請作者吃了飯，於是他就做詩了：‘樽前相對兩頭牌，張女雲姑一樣佳。塞飽肚皮連讚道：難覓任使踏穿鞋！’多麼可愛，曲折的自我諷嘲！”關於此詩的考證，我已寫過文章（見本書《張愛玲箋注三則》），這裏不炒冷飯了。
另在《閑居集》的附錄中尚可讀到此類舊作幾十首。如抗戰前夕所作《蜀腴席上與素琴作》，是寫贈名伶金素琴的。後來七十年代，大郎回憶說：“金素琴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上海京劇一隻鼎。一條嗓子，一副扮相，一時無兩。四十年代後期，她離開上海。我們分別已有三十多年，從未通過音問。前天忽然收到她從美國發來的一封信，告訴她的一些近況。原來她現在跟女兒在舊金山定居，女兒是在美國讀的書，已經工作了，女孩兒很乖，待娘很好，她的晚景堪娛。”“記得我們初相識時，一同吃過一次夜飯，座上有歐陽予倩先生等人。這天回去，我為素琴寫了四首絕句。現在隻記得一首是：‘當初弦管入黃昏，今夜燈痕雜酒痕。歸去料應裙角重，此中曾斷太郎魂。’少時輕薄，老尚依然，看來要等眼睛閉了，才能改咧。”
可惜所附這些舊作沒有注釋，本事不明，霧裏看花，不免隔膜。大郎寫詩，後麵總附以數十字、數百字不等的自注。有人讀了他的詩後，對他說：“還是詩屁股好看。”此話聽來頗似買櫝還珠，但總歸還是稱讚了大郎的文章。大郎即以《詩屁股》為題，興衝衝地寫下一首詩：“昨天有客吾家過，忽然道出詩屁股，名字聽來第一回，為之眉色皆飛舞……”其實大郎的詩屁股，不同於通常的注釋，與詩同讀是詩的有機組合，與詩拆開，能成一篇絕妙的小品文。
例如他做了首七律《百合》之後，寫道：每年買百合一二十斤，由夏天吃到秋末。下午煮食，剝洗工作由我躬為之，因我起得早，剝得早，可以在清水裏養它幾小時也。我從小到老吃百合幾乎沒有間斷過。它有時帶點苦澀，我覺得味道更好。陸放翁說：‘一盂山藥勝瓊糜’。我卻想不出山藥會有什麼好的滋味。
“十五年以前，讀過茹誌鵑《百合花》的文章，那文章寫得感人肺腑。也從此使我知道了百合花是什麼樣的。原來我小時候家裏的土布被麵和褥單，以及葛布的蚊帳，我祖母統稱之為藍地白花、或者白地藍花的那些花紋，都是百合花。因此對茹誌鵑的文章更加懷念。後來看到報刊上有她的文章，總買來恭讀。在這裏想說些題外的話，上海的大作家，我認識的不多，柯靈算是最早的了，四十多年；三十年前與黃裳訂交；到今年（一九八○），才幸會了巴金先生。遺憾的是二十多年來，我衷心賞愛的兩位作家，至今還素昧平生。一位便是茹誌鵑先生。”
另一首七絕《聽書之憶——夏荷生》的詩屁股寫道：君維在《大公園》（香港《大公報》副刊）談他小時候聽書，提到了上海的東方書場，提到了評彈家夏荷生（見本書《聽書半世紀》），因而引起了我一段回憶。
正是在君維聽書、夏荷生在東方書場賣座不衰的日子裏，有一天晚上，強台風侵襲上海，風狂雨暴，路上積水成河。平時滿坑滿穀的東方書場，這一天聽客隻來了二十來個男的，四五個女的。我那時經常以旅館為家，正好住在這家飯店裏（書場附設於東方飯店底層），所以這晚上也去樓下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