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人
馮亦代二三事
曾在雜誌上讀到《記老翻譯家馮亦代》一文，因此，想起他的一些往事。
我是抗戰勝利後，一九四六年在上海認識馮亦代的。那時書店出售一批重慶來的書籍，是蠟黃的土紙印刷的，還殘留戰爭年月的痕跡。我無意中買了一本馮亦代譯的麗琳·海爾曼的劇作《守望萊茵河》，閑來無事，看將起來。其時我正為同窗好友編的一份報紙寫稿，順手借了馮的譯文做題目，少年氣盛，吹毛求疵，就做起文章來了。一兩天後，他在《世界晨報》上回敬我一篇。過去這等筆墨官司，司空見慣，我也未當一回事。又過了幾天，朋友告訴我，馮亦代想見見我。於是，約了個日子，我就到圓明園路《世界晨報》社去拜訪該報的經理馮亦代了。他看了我的筆名，以為我是個老頭子，一見之下還是個毛頭小夥子。經過一番寒喧，他問我在哪裏就業，我說無有工作，他立即就說：“你到我們這兒來工作，怎麼樣？”這真叫我出乎意外，素昧平生，竟如此一見如故，大有不打不相識之感。我正好賦閑在家，自然一口應承，第二天就匆匆去上班了。
我寫這段經過，無庸再解釋，本身就說明了馮亦代的胸襟和風度。許多人知道馮亦代交遊甚廣，朋友遍於文藝、出版、學術各界，對新朋友、老朋友、小朋友一視同仁，沒有偏見成見。這當然不是說他對人不作分析，而是他對待朋友多看其長，少看其短，並善於助人發揚長處。
他主持《世界晨報》就是善於發現人，善於用人，善於團結人。當時袁鷹、戴文葆編頭版，姚蘇鳳是總編輯，又兼編一版副刊，袁水拍編另一版副刊。我初出茅廬，他就把本市版交給我，頗有膽力，後來袁水拍離去了，就叫我接編副刊。記者有邵瓊，是那時很活躍的一位女記者。這張報紙有其特色，經常報道進步文化動態，在當時報紙上是少見的。頭版政論小品《蚯蚓眼》是出於夏衍手筆。
馮亦代是杭州人。一九四七年，他因家中有事還鄉一次，並約我同行。我們寄住在畫家趙無極家中。那房子是趙無極頭一個妻子的陪嫁，幾間精致平房，地處葛嶺，風物宜人，是幽居勝地。我們同趙無極夫婦，暢遊了數日西湖。當時我稱亦代為馮先生，因為他是經理，是我的上司，我們年齡也相差十歲，但是我們相處時談笑風生，不分彼此，幾乎忘記了我們才相識一載。來回的車旅費都由亦代一人負擔，我因為拙於應酬，不善處理這類事，實非吝嗇。但由他一人破費，頗有點失禮，迄今三十多年後，仍耿耿於懷。
趙無極到上海來時，住在他父親家，正好是我家鄰居，一來二往非常方便。相處熟了，他送我一張畫，上畫一個少女頭像，我專門配了個奶油色的鏡框，一直掛在臥房，解放後也掛過一陣子，後來在那鏡框裏掛了別的東西，就把趙無極的畫放在後麵作襯墊。似乎有點對故人失敬，但畫也由此而幸存下來了。想不到我家還有一幅世界名畫，畫中的少女也如夢初醒，麵目依舊。在巴黎的無極，尚記否這位默默凝視的少女？趙無極也給馮亦代畫過一幅頭像，多年來一直放在亦代書齋兼臥室中，那是年輕時代的馮亦代，可惜那幅畫在劫難逃。
那個十年之後，馮亦代名義上雖已退休，其實一未退，二未休，天天忙得要命。譯稿，寫稿，編書，編刊物，開各種會議，又有與我三十多年前年齡相彷的年輕人登門求教，七八、七九兩年單單參加追悼會就不少。我有事總是清早七點左右去找他，那時保險能碰到他。不然，又要麻煩他夫人鄭安娜來接待我，陪我聊家常了。
安娜患有青光眼，拿起放大鏡，天天手不釋卷，不是讀英文書，就是譯英文稿。她幾乎成了馮亦代的義務秘書了，亦代不在家，她就要擔任傳話、招待等等職務。安娜說：“亦代就是勁頭十足，忙來忙去，愛管閑事，該譯的稿子、該寫的文章總是沒有時間……”亦代的管閑事，是要加個引號的——大約又為某個老朋友、新朋友去張羅了吧？六十七歲的人了，看上去也隻有五十來歲，我與他相識三十多年來，他總是這個精神——趙無極油畫中的當年英姿。
（原刊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香港《大公報》）
默默奉獻的安娜
鄭安娜因腦出血於今年元月七日猝然逝世。她不是著名人士，但是費孝通、吳祖光、丁聰等等著名人士前往八寶山吊唁。她是馮亦代夫人，可是她不僅是由於這一身份而受到尊重。鄭安娜就是鄭安娜，她是一位平凡而又不凡的婦女。
馮宅聽風樓裏的來客總是川流不斷，不論年老的或是年輕的，一進門印象最深的是：他們一對老夫妻戴著兩副老花鏡，在一張書桌前相對而坐，或讀，或寫，或交談。她衣著樸素，常常係著圍裙，戴著套袖，乍一看像終日操勞家務的南方老太太，不過言談之間卻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知識分子內在氣質。找馮亦代的客人坐了下來，安娜或者陪著說說話，談話中亦代也許想起一本什麼書來了，“安娜，那本書放哪兒了？”安娜就能從東一摞西一摞的書山中尋找出來；不知不覺中安娜也許到廚房去張羅什麼了。
老朋友都叫她安娜。安娜在生人麵前說出自己名字時，會說：“這是過去叫的……”似乎想作點解釋。這個名字是曆史留下的痕跡，在年輕人麵前不是一兩句話說得清楚的。她是上海滬江大學抗戰前的高材生，教會大學的學生大都愛取個洋名，但是同樣取洋名的男士女士，卻各自走上不同的生活途徑。她步入社會後，一直從事英語文字工作，當時叫做職業婦女，職業婦女要為自己從事的工作付出時間和精力。同時她又是一個文化人的妻子，作為文化人妻子的生活，交廣識多，也許多姿多色，也許潮汐起伏，而要當文化人的賢妻良母更要多付出一分犧牲，多承擔幾分艱辛。抗戰期間，隨著馮亦代工作的轉移，她從上海到香港，從香港又輾轉到重慶，流離顛沛，生兒育女。後來又折回上海，最後定居北京。半個世紀以來，夫妻同命，榮辱不驚。馮亦代榮耀時，不見安娜麵有得色，更不用說妻以夫貴了；馮亦代倒黴時，安娜依然故我，共赴患難。
安娜過去了，她這樣新舊交替時代的一代女性也過去了。她不同於放文明腳的上一代女性，也不同於下一代新潮女性，她產生於一定的曆史時期。有時我替她做點雜事，她脫口而言：“罪過，罪過”，罪過兩字是舊時江南老太太的常用語，久違了。我想用“德兼新舊，學貫中西”這一對句來做一副挽聯，卻又嫌概括不全。
安娜留下了四本譯書：一本反映美國少年生活的《年輕的心》，一本反映美國青壯年生活的《青春的夢》，一本是《當代美國獲獎小說選》，還有一本瑪利·麥考賽的小說《食人者與傳教士》。前三本書是她和馮亦代合譯的，署名鄭之岱。她自己調侃自己說：“弄來弄去，逃脫不了一個代（岱）字。”老夫老妻在書桌前相對而坐，翻閱了大量的原著，經過了切磋、推敲以至爭議之後，選出了《年輕的心》《青春的夢》三十來篇適合青少年閱讀的短篇小說。細心的讀者能從這兩本書的《編譯後記》中體會到選譯者爬羅剔抉，用心良苦。
廣大讀者接觸到的隻是這四本書，可是安娜為社會、為家庭的默默奉獻，是鮮為一般讀者所了解的。她曾為宋慶齡當過秘書，可是我與她相交四十五年之久，從未聽到她炫耀過一句。當然她還做過別的重要工作，因為安娜很少談到自己，我也不甚了解。
（原刊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二日《新民晚報》）
走進柳無忌先生書齋
我走進了柳無忌先生的書齋。
那是在加利福尼亞州孟樂公園的孟樂公寓。公寓大門雖設而常閉，卻從旁門出入。我先在大門外打電話進去，得到主人同意後，門口忽然聲響轟隆，我乘機推門而進。進入院裏，見內有五幢大樓。在大樓門口掛有所有住戶的名牌，我在柳無忌姓名旁邊的一個電鈕上按了一下，門又響起來了。進得大樓，走到柳先生家門口，再按電鈕，聽到一陣金屬撞擊的啟鎖聲音，這才進入柳無忌先生的家。在他書齋坐定，我不禁感歎門禁森嚴，如同堡壘。據柳先生說，這裏在一九八一年發生了一千一百三十八件犯罪案子，難怪要層層設防了。
書齋到處放著中外書籍，談話就從書說起了。他說仁壽本的二十五史近千冊，放在衣櫃裏麵。柳先生拿出李卓吾評閱、楊定見小引的《水滸四傳全書》原刻本，墨憨齋（馮夢龍）手定、本衙藏版的十六冊四十卷的《今古奇觀》，陶氏涉園影印、稱為元刻本的《新刊巾箱本蔡伯喈琵琶記》，這些都是柳無忌愛不釋手的珍藏，在《琵琶記》上蓋有“鬆陵柳無忌藏書之印”的印章，他說這是他父親柳亞子當年請名家為他治刻的。柳無忌一九○七年出生，曾在上海聖約翰、北京清華上大學，一九二七年赴美，攻讀西洋文學，他教授的、研究的都是西洋文學。晚年又回過頭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著有元代雜劇專論多篇，並計劃花七年功夫，寫出三卷本的《中國戲劇史》。他說：現今中外文化交流最盛的時期，我們的學術界已不能閉關自守。也許，大家想不到，在最近的二十年來，有關中國文學的研究，西方學者已有顯著的成績，已不容我們忽視了。
也許老年人好回憶，柳無忌回憶起蘇曼殊、朱自清、朱湘、梁宗岱、羅皚嵐等老一代作家。好在近年國內陸續重印了這些文學家的集子，年輕人對他們不是陌生的。他也回憶了前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他寫的回憶南社詩人蘇曼殊的文章，題目就奇，叫做《我不認識蘇曼殊》。在他十一歲時，蘇曼殊就逝世了。他在幼年是否見過他父親的朋友蘇曼殊，記憶已模糊。但是從廣義來說，他不僅認識而且熟知蘇曼殊：一九二五年，他讀到蘇曼殊翻譯的拜倫的《哀希臘》，對照原著，對照胡適、馬君武兩家譯文，他偏愛蘇的譯文，引起對蘇的興趣。他從編《蘇曼殊年譜》《曼殊全集》到編寫英文《蘇曼殊》，款款寫來，有曆史的敘述，有學術的論證，有生活的情趣。他的老友羅念生評論此文“意味深長，娓娓動聽，結尾句尤佳”，結尾句是：“現在呢，我自己也屆七旬，比曼殊在世上多活了一倍，可是他送我的兩朵絹花的禮物，始終無以為報，聊草此文，敬為明年（一九七八年）他逝世六十周年時留一紀念。”因為，在柳無忌幼年時，蘇曼殊曾弄錯陰陽，把柳無忌誤作“女弟”，寄贈絹花兩朵。
以上所寫訪柳情況，隻是我的感覺，並非實情。感覺從何而來？讀了《柳無忌散文選——古稀話舊》（中國友誼出版公司版），其文平易、真切，一如與舊朋新友在聊天一般，使我仿佛走進了他的書齋。寫出平淡有味的文章是需要一番功力的，所以羅念生在序中說：“這本散文選大半是好文章。”羅念生先生在這裏用了“大半”兩字，是很嚴謹的，嚴謹不僅是文風問題，也是文德問題。
（原刊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日《新民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