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文章中說：“雖然我名義上是美國人，實際上是一個十足的中國人”，“雖然，我住在美國的年數，較我住在中國的年數為多。”植根的地方，不一定是居住的年月長的地方，這裏有三言兩語說不清楚的文化、文明、生活習俗等等因素。他回國時，在香港買一台國產的半導體收音機，他在北京聽京戲，他欣賞電影《駱駝祥子》（忙碌的旅途中連夜趕寫文章往外發——他原本是個說幹就幹的人，現在當然更加講工作效率了），他給女兒買了中式的服裝，他幾次講到他的碧眼女兒喜歡吃中國的豆腐，等等。
他的本職是紐約市立大學教授，他又是美國友誼會刊《美中友誼》的副主編，他常在《紐約時報》《巴黎評論》等報刊撰文介紹中國文藝，又經常在國內《讀書》月刊發表文章，介紹當代美國文學界、出版界的狀況，為我國讀者打開一扇西窗，為西方讀者打開一扇東窗。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想替他的第一祖國與第二祖國中間做個文化交流的橋梁。
最近三聯書店出版了他的一本書《天下真小》，副題是《紐約郵簡：書人》，是《讀書文叢》叢書之一。上半部所收文章即是近年來在《讀書》發表的《西窗隨筆》。我過去雖同鼎山一起上過洋人的大學，現在卻成了“土包子”，隻能從他的文章中求得知識，增長見識，而毫無資格去瞎評論了。要說點什麼的話，隻能說說後半部的文章，這部分文章“是個人性的，所談的是自己的經驗、遭遇、感觸、思念、回憶之類”。
這組文章，我讀後都產生了作者所期望的同感。其中《“為何沒有彩色電視機”》一文，正好說明了鼎山的文如其人——坦率。一位美國大學教授家裏隻有黑白電視機，沒有彩電，偏偏回國來時，又逢親戚問他：“為什麼你們沒有彩電？”按照世俗眼光，鼎山何必如此坦率，直言奉告呢？他不但說了，還動筆寫了。“這是由於我們生活背景不同引起的對一般物質享受概念的不同。我的意思是，黑白電視機已經能起到電視機的作用，我無必要額外花錢去買一架彩色機。本質較形式重要。”他又說：“人生各階段的奢望都是隨生活環境及年齡而改變的。越是缺乏而難以得到的，就越是想要。越是充裕而容易辦的，就越是無所謂。”
他說：“問題是如何使我國內那位親戚，了解我們在國外對生活的看法。”看來，中西之間正須一座橋梁來溝通了解。
（原刊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日《新民晚報》）
老與散文
每次回上海，總要登門造訪何為。何為夫婦總要款待我一頓精致清淡的家常午飯。我坐在他家那幽雅的小客廳裏與何為閑聊，遠近新舊，莊諧雅俗，話題即興，汩汩不斷。這幢臨近淮海中路鬧中取靜的樓房，我在四十年代就常來叩門了。那時何為是這個獨門獨戶人家的一名晚輩，他早年的許多文章都在這幢樓房的亭子間裏寫出來的，現在他已是這裏的戶主和長輩了。樓內樓外的世界經曆了半個世紀的滄桑輪回，我已忘記了它的門牌號碼，一經熟悉作家何為的一位鄰居指點，我又感到這敲過多少次的後門依然當年。去年夏末我去他家，飯後茶餘他談到他有一篇《老與不老》的散文將在《隨筆》發表，待我回到北京不久，就讀到了這篇近作。讀著，仿佛又回坐到他家小客廳裏，繼續那天的閑聊。
何為與我同齡，都不知不覺地邁出七十大關。老年心態大同小異。始則不自覺不自認自己老了，待到種種老態無情襲來，似乎某一天豁然醒悟自己確實老了。最明顯的心態，正如何為文中所說：“人生旅途越走越長，頻頻回首的前塵影事就越來越多。遠去的往事，時間愈久，留下的印象愈深。”
我在高中讀書的時候，就知道同學中出了一名作家，《青弋江》的作者何為。那是一九三八年，何為參加上海各界人民抗日救亡慰問團，到皖南新四軍訪問，寫成了這本通訊式的散文集。在轟轟烈烈的抗戰烽火中，萬眾一心，同仇敵愾，讀著《青弋江》，我對作品的立意肅然起敬，而出諸十六歲少年筆下的優美文字，令我豔羨不止，自歎我怎麼寫不出來。我們這一代愛好文藝的青年，當年迷戀著何其芳的《畫夢錄》，貪婪地吞食斯諾的《西行漫記》、陳學昭的《延安訪問記》、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裏斯朵夫》。我們差不多都是沉溺在這些書籍中成長的。我與何為從中學到大學結下的同窗友誼，直到走向社會，感情始終停留在那個階段。無論春夏秋冬，陰晴晦明，恒溫不渝，息息相關；淡如清茶、醇若薄酒的友情，半個世紀如一日，今日回首倍覺可珍。
五十年代，他的《第二次考試》在《人民日報》發表後，引起了廣泛矚目，得到了前輩作家、書評家蕭乾的好評，後又被選入教科書，作為範文供莘莘學子學習，何為的名字從上海走向全國。作為他的同學朋友，我好像分享了喜悅和光彩。當我一高興說到“我的朋友何為……”，雖說未能免俗，到底也是真情流露。後來他去了福建，我早已移居北京了。各在異地，各有所囿，南水北山，往來日疏。隻是偶在報刊讀到他的散文，頗有闊別重晤之感。
一九八一年五月何為去日本訪問，行前來京辦理出國事宜，我們重又見麵。其時和風薰人，細柳拂麵。記不清我們已有多少年未見麵了，恍同隔世。從此，我們重新銜接往來，仿佛又做起少年時代的夢來了。《北海道之旅》《臨窗集》，他的集子一本本頻頻寄來；歲寒年尾，何為分送北京故舊的漳州水仙，我也借光收到一份，置於案頭，分外幽馨沁人。
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我家來了一位年輕客人。這位客人又陌生又熟識。四十年代何為的翩翩英姿又重現眼前。何為的長子亮亮長得跟何為一模一樣。那時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新聞，正在撰寫研究《大公報》的畢業論文。亮亮現在香港任職。他繼承父風，也善作散文，所寫在香港聽帕伐洛蒂等人音樂會的散文，情景融會，敘議相間，讀來令人心馳神往，勝如親臨其境。父子同嗜古典音樂，也是一脈相承。每次來北京，這位賢侄常總不忘問候一下何為的幾位老友，上門還總不忘提一塑料袋免稅禮品。有一位父執說：“亮亮是老派……”老派或稱傳統，現今人們似乎又懷念起傳統美德來了，新潮滾滾之中，念舊不能不說是一種美德。前年亮亮來京，在北京國際飯店頂層招待馮亦代、董樂山、秦綠枝等叔叔伯伯吃上海菜。馮老伯老實不客氣點了炒鱔糊、醃篤鮮，那天晚上馮亦代顯得分外高興。這幾位洗盡鉛華、日甘淡泊、廝守書齋的老先生坐在旋轉餐廳裏環顧窗外碧海青天，繁星閃爍，俯視京城，天橋回翔，車水馬龍。他們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不僅由於美景美食之娛，而是亮亮此舉把他們帶回到四十年代的海上舊夢，彼時他們正處於亮亮的年齡。當年他們以文會友，盤桓在第第斯咖啡館、彙中飯店咖啡廳，談文藝，論寫作，講正事，開玩笑，仿佛重現在是日席間。再讀何為《老屋夢回》集子中寫到昔日此等情境，令人遐思連綿，低徊不已。
何為去年發表一篇短文《散文寫作的獨語》，一般讀者也許瀏覽而過，我卻用心讀了幾遍。文中何為談到：“有人說是‘惜墨如金’，創作態度嚴謹雲雲，我隻能苦笑。與其說是嚴謹，不如說拘謹，筆下放不開，說到底，還是長期以來未能擺脫心靈束縛的一種表現。”何為的拘謹，似乎已成為他的性格，為人為文皆然，連他給我的平常書信都是斟字酌句、一筆不苟的。而心靈束縛這沉重的四個字，令我陷入沉思。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可以說都有心靈束縛，隻是程度不一、表現不同而已。這種心靈束縛是長期以來潛移默化、日積月累形成的，甚至可以追溯到我們童年時代的烙印。因素多端，盤根錯節，滲骨入髓，雖非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總能理出個頭緒來。令人詫異的是作繭不知自縛，直到今天才有所領悟。
何為說：“青春並非無怨無悔，老來樂得超脫一些，曠達一些，閑適一些。”（《老與不老》）人到老年閱遍世情，遠居塵網，無所奢求，榮辱不驚，也就超脫、曠達、閑適了。從這一角度來看，老年正是創作散文的金色時光。寫到這裏，仿佛看到何為徜徉於老屋，探幽於山川，信步於鬧市，遠眺近覽，采英擷華；不應時，不應景，走筆直抒胸臆，在散文天地裏自如自在地遨遊。
（原刊一九九三年八月十日《解放日報》）
想念舊時師
杭州嶽廟於一九七九年重修不久，我前去瞻仰了新塑的嶽飛像。大殿上的匾對，已由當代名家重寫，我見到其中有一聯是王蘧常老先生書寫的。這勾起了我的一段回憶。
抗日戰爭前，我在中山路光華附中讀初中時，王蘧常老師曾教過我們語文。那時，他尚在中年，頭就有點禿，在我眼中看來已是個老學究了。他的態度很嚴肅，大家靜靜地聽課，不敢胡鬧，用敬畏兩字來形容我們的心情，似乎很合適。開講新課時，他先把題解、作者介紹等等一條條地寫在黑板上，有同學告訴我說他是書法家，但是一個初中學生還缺乏欣賞能力，隻感到王老師的書法另有一功。寫畢，他坐下來講書，一句一句地講，有時還閉上雙目，吟哦起來。一天，他講全祖望的《梅花嶺記》，當講到清兵破揚州城，史可法至死不降時，課文中有一句話：“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閣部也。’”他念到此句，怒睜兩眼，炯炯逼人。我幾乎把他當作民族英雄史可法了。瞠目二字應作何解釋，從此我也牢記不忘。時間已過四十多年了，這堂課的情境曆曆在目，不是我的記憶力過人，而是王蘧常老師的教課給我印象太深了。
抗戰起來了，校舍毀於炮火。學校轉移到“孤島”繼續上課。有一位英語老師徐燕謀又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雖然他隻教過我一學期、最多兩學期的英語。他上課總是笑眯眯的，不像王蘧常老師那樣嚴肅。一次，他選了一段《紅樓夢》的英譯文給我們學。講的是賈母招待劉姥姥吃飯，王熙鳳、鴛鴦設計戲弄劉姥姥，劉姥姥口念“老劉，老劉，食量大似牛，吃一個老母豬不抬頭”，以及劉姥姥用象牙筷子夾鴿蛋等等。徐老師好像很欣賞這段譯文，一字一句地咀嚼著，真像吃了好菜，連連咂嘴，津津有味。這種含英咀華的學風感染了我，使我不自覺地知道了什麼叫語感——雖然當時腦子裏還沒有這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