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街咋就恁麼長》裏二娥用近乎騙婚的方式嫁給了老實頭，她所看重的恰恰是老實頭的城市人身份。老實頭一開始的工作是澡堂賣票的，雖然他的收入和社會地位並不高，但他的工作以及生活方式是與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生活截然相反的。老實頭有每月固定的工資，也有相對固定和穩定的工作環境，二娥所向往的正是這種與自己原本出生的鄉土截然不同的文化定位；可是沒想到隨著時代的變化，老實頭下崗了，他開始了拉板車的自力更生的生活。老實頭依然是那個老實本分的人，對待二娥也一如既往，可他與二娥的矛盾卻因此而激化和爆發，表麵看是經濟原因，但實際上二娥剛嫁過來時老實頭的工資收入也並不高，讓她所滿足的是老實頭帶給她的城市人身份，而老實頭下崗後所選擇的工作卻是符合鄉土生活理念的：拉車人有自己固定的場所——天街，有自己固定的熟人部落，有自己的勞動工具——板車。簡而言之，老實頭如同莊稼漢一樣，是獨立的個體勞動者，他所選擇的工作是符合鄉土生活理念的，而這恰恰是二娥所不能接受的。
閱讀小說我們會發現，無論是帖子還是老實頭，在陳斌先的故事設置中，代言鄉土理念的他們雖然生活艱辛，雖然備受煎熬，但他們最終是生活的贏家：帖子讓嫂子幡然悔悟，二娥雖然強硬一生但在心裏對於選擇老實頭並不後悔，她還擔心老實頭娶了她委屈；這一故事走向隱含了作者的價值判斷，對於正在逐漸消失的鄉土世界，陳斌先是眷戀的，但對於時代發展的現狀，他又是不回避的，他並不是一廂情願地讓自己筆下的人物退守到想象中的“桃花源”，而是冷靜客觀地寫出了變動的鄉村中國。
雖然對鄉土理念非常推崇，但陳斌先在塑造人物時還是很冷靜的，他並沒有為了推廣和保存心中的鄉村理念而將人物“高大全化”，他既賦予了自己的同情，但同時也寫出了這些人物內裏的“小”來。大部分的中國作家都會把他們的同情保留給了貧苦者和被壓迫者，隻是，同情和憐憫勞動人民並不等同於將弱者“高尚”化；如果在文學處理中，將底層民眾、將農民無條件地神聖化，未免有失偏頗。事實上，“社會對群體的劃分無處不在，無孔不入，也完全無法避免”。[3]陳斌先能夠在人物設置上有意識地走出這一誤區，是這部小說集的出彩之處，也彰顯了作家直麵當前社會現實的勇氣和熱忱。
在敘寫社會變動而帶來的城市與鄉村的文化碰撞中，一直存在著一個創作誤區，就是將城市和鄉村全然對立：鄉村是寧靜的後花園，而城市則是“混凝土的森林”，冷漠而又自私，有了這樣先驗式的認知，在描寫城鄉衝突時，作家往往會一味地把農民麵對鄉村生活轉變後的艱辛與不如意歸結為冷漠的都市文化對於淳樸農民的摧殘和擠壓，而這樣的文學處理顯然有違真實的生活場景，除了構建虛擬的文學理想外，並不能對社會現實有所改變或推動。相較之下，陳斌先的這部中篇小說集有著很好的選材意識，作者對於筆下的鄉土人物在情感上是認同的，但同時，他也理解具體的中國社會，他見證了鄉村的衰落與凋零。作為時代的證言人，他在用自己的筆為鄉土理念歌唱，也在為已然和正在消逝的村莊悵惋。
注 釋：
[1]《新周刊》社論：《一顆傷心的白菜提出的時代命題》，《新周刊》，2011年第10期。
[2]施戰軍：《論中國式的鄉村小說的生成》，《中國人大複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研究》，2010年第9期。
[3]（美）瑪莎·努斯鮑姆著，丁曉東譯：《詩性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