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陽高縣中部丘陵區一個十分貧困的小村。這個村子離縣城三十公裏，雖不到百戶人家，但它卻是鄉政府所在地。
我的父母都是本本分分的農民，都不識字。
我是在本村讀的小學，那時連拚音字母都沒學過。到了讀初中的年齡，便開始掙工分了。因為年齡小，隻能掙半個人的工分，是一個剛掃了盲的地地道道的農民。後來，還是在本村上了有史以來的第一屆也是截至目前的最後一屆社辦高中。高中二年，勞動課占去了一半。但高中畢業時，像“雞兔36，共腿100條”這樣不算複雜的數學題已經能夠用二元一次方程求出它的解了。
很幸運，我後來當了兵，再後來，還拿了張電大文憑。更幸運的是，我在本縣正科實職崗位上奮戰了二十一個春秋。工作是勤奮的，口碑是上乘的，我自己沒有遺憾。我在縣委組織部工作期間，受過山西省委組織部的獎勵；我任鄉長期間，原雁北地委給我記過功；我任鄉黨委書記期間，我所領導的鄉，受過山西省委的表彰；我在縣農業局工作期間，獲得過農業部的豐收獎，還被評為全國糧食生產先進工作者。
在我兒時的記憶中，天底下最大的官是“公社書記”，天底下最好的官還是“公社書記”。“公社書記”那官兒實在是不得了。“天上的飛機，地上的司機，公社的書記，下蛋的母雞”這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流傳在我們家鄉的順口溜。我兒時，村民們期盼著，咱們村啥時候也有人能當上“公社書記”？
我就當上了“公社書記”。
我的這本小說集，寫了三級書記，從村黨支部書記到縣委書記，篇篇中都有“公社書記”（或副書記）。
我的任職經曆是：鄉長、鄉黨委書記幹了十年，縣農業局局長幹了十年。我的工作就是和這些領導我的書記，以及被我領導的書記，還有和我平級的書記打交道。生活中的這些書記們，難免有的人、有的事，成了我小說中的人物，成了我小說中的故事。因而，當《砍書記》和《半半村記事》發表之後，陽高縣的讀者們在議論小說中的原型，而陽高縣曾有一個村子就叫半半村。
但願小說中，這些有名的、無名的、大大小小、前前後後的書記們，能給讀者留下些印象，成為讀者茶餘飯後的笑談，作者就十分滿意了。
我的這些小說，有的是我任縣農業局局長期間寫的，有的是我離職後寫的。我每寫出一篇小說，先請圈兒內的同誌們閱讀，並請他們提意見。
“老杜，又寫出什麼小說了？”陽高縣的中層幹部，大同市縣區的農業局局長，大同市農業局的不少同誌見到我往往這麼問。
“杜局長的小說何時出版呀？”山西省農業廳認識和了解我的人也常常這麼問。
“堅持寫下去。”我的同學、同事、同鄉、戰友、朋友、領導常常這麼鼓勵我。我的妻子和兒子對我的寫作給予了極大的關心和支持。我把這十二篇小說集結在一起，也算給企盼者一個交代。
小說就要出版了，我才感覺到遺憾。遺憾的是什麼呢？遺憾的是自己文化水平較低，學識淺薄，雖然寫的是我熟悉的生活，但提煉不出精彩的章節，描繪不出動人的篇章，塑造不出個性鮮活的人物形象。小說中的缺點，一定不少，讀者全當把它看做是一個沒有燒好的山藥蛋，有燒焦的、有夾生的、冒著熱氣、帶著煤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