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國家政策導向除了在各階段曆史發展時期對高等教育資源均衡性的影響之外。在同一時期內南北方和東西區域教育資源的不平衡性也都有所體現。建國初期，我國在校的大學生占總人口比例數以北京居首位，其次是上海、黑龍江、吉林、遼寧、福建、江蘇、廣東、四川。整體是東部和中西部之間的差距較為明顯。這些是由於當時的政治和經濟中心的因素成為教育發展形成區域之間差異的推動力。為配合教育為政治、經濟、國防服務的需要，教育部調整和加強了工業、農業等院係的建設。這些院係的調整加強了華中、華北和東北地區的冶金、礦冶、地質、水利等專門院係的建設和發展。在建國初期的5年時間裏華北、東北和西北的高校數量穩步增長。而華東、西南等地的高校數量有所減少。這些教育布局的調整對我國高等院校的全國布局是具有深遠意義的。為發展西部地區和華中地區的教育資源均衡性起到了積極作用。
我國現在高校資源均衡性的問題，還應重新定位高等教育的基本培養目標。高等教育不應隻是職業化技能教育和實用性教育的培養目標，更應該是培養高等科技人才和未來科技發展創新性人才的培養基地。有些教育類專家認為：“教育功能是教育能滿足主體現實和未來需求的一種表現形式，是教育價值範疇的問題之一。”所以，我國的國家政策還應具有長遠發展的眼光來製定教育發展方向和把握好科學的政策導向功能。但教育結構合理性分布和學科的界定與發展目標，都應進行科學論證。隨著我國高校的不斷擴招學生數量的增加，生均得到的教育投資份額在逐年遞減。這些政策及影響了教育結構的金字塔形結構向梯形結構的轉變，精英教育已經從高校教育的目標中消失。在有限的教育資金投入的前提下，生源數量的不斷增加已經慢慢蠶食有限的教育設備的更新和創新課題的研究。職業技術性培訓和大眾化高等教育成為教育的主導內容，而高精尖的科技人才的培養逐漸被淡化。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是否能夠像我國神洲五號飛船和神洲六號飛船那樣騰飛，則需要高精尖創新型人才作為助燃劑。這也體現了政策導向對教育和科技發展的最為直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