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把一切都設計得很美妙，但是惟一沒設計到或者說他控製不了的因素就是，朱標早逝，死在了他的前麵——朱元璋把荊棘上的刺磨得再幹淨，一旦後繼乏人，操杖之人不在了，那該怎麼辦？朱標生性敦厚仁柔，他死後，他的兒子，也就是朱元璋的皇孫朱允則更為孱弱，更令人不放心。
朱元璋在位，尚且感到如狼似虎的悍將難於駕馭，一個十五歲的孩子，沒有任何政治經驗，將來怎麼能保證坐穩皇位？雖然老將都已經被殺光了，但新起的藍玉等人能征善戰，強悍桀驁，不能不令人擔心。
因此，為了他孫子朱允玟，為了防備不測，對藍玉這樣的強臣，反也得殺，不反也得殺。
藍玉等人的引頸就戮，恰恰說明是朱元璋采取了先發製人的行動。
朱元璋不僅先發製人，說話還不算數。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他推翻了不再追究胡黨的承諾，再次借胡惟庸案誅殺了靖寧侯葉升。
葉升是藍玉的姻親，殺葉升就是揭開了藍玉案的序幕。
這時，藍玉尚遠在征討西番的前線，死心塌地為朱元璋征戰的他對即將臨頭的大禍毫無覺察。
如果他稍有異心，在姻親葉升被被殺後也不會老老實實地回來。
所以，明末清初的史家談遷說：“藍涼公非反也。虎將粗暴，不善為容，彼猶沾沾一太師，何有他望！……富貴驕溢，動結疑網，積疑不解，釁成鍾室。”
他這話的意思是，藍玉不過是一個脾氣粗暴的將領，驕傲跋扈，不善於討好人，引起了朱元璋的懷疑，終於招致殺身之禍。
藍玉死後，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朱元璋又找借口殺了宋國公馮勝，二十八年二月，又殺了穎國公傅友德。
這樣，終洪武一朝，在明初開國功臣中，身為公侯而得以幸存的人僅有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
胡藍之獄讓我們看到，一個社會最底層的赤貧農民、一個遊方僧，一旦登上皇帝的寶座，要實現絕對集權，並欲使之傳之久遠，表現出了怎樣的殘忍，而他的殘忍又讓多少人斷送性命、付出鮮血！
古人評論當年漢高祖劉邦誅殺功臣時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我們看，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行為較漢高祖劉邦實在是遠遠過之矣。
清代史學家趙翼這樣評價“胡藍之獄”：漢高謀殺功臣固屬殘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韓、彭，至欒布，則因其反而誅之。盧綰、韓王信，亦以謀反有端而後征討。其餘蕭、曹、繹、灌等，方且倚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嚐概加猜忌也。
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未有！他又拿曆史上的其他例子做了比較——漢光武帝、唐太宗定天下時，他們自己還很年輕，正處壯年，等到他們老的時候，諸功臣也都老的老，死的死了。
宋太祖做皇帝的時候年紀雖然不小了，但是他有個能幹的弟弟，他這個弟弟就是後來的宋太宗，有這個弟弟駕馭諸臣，這些功臣因此都得以保全。
至於明太祖，他起事雖早，但是到天下大定時則年已六十有餘了。
懿文太子朱標仁柔，等他死後，其子朱允就更孱弱，朱元璋於是不得不為身後之事而做準備了。因此，他兩興大獄，將諸功臣一網打盡，由此可推見其心跡。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案發之時，同誅者不過陳寧、塗節數人。
而到朱元璋興胡黨之獄時，則在洪武二十三年，這時候距惟庸死已十餘年。
後世史家每每論及此處，就會反諷：豈有首逆已死，同謀之人十餘年始敗露者？這隻不過是朱元璋以胡惟庸案借題發揮，陰使獄詞牽連到所有的人，以實現他的草禽之計，趙翼的評價是很有見地的。
朱元璋加強中央集權是為了強化專製皇權，維持朱家皇朝的長治久安，但在當時，明朝剛剛建立，中央集權的加強可以說保證了統一戰爭的完成，有利於抵禦外敵，有利於保證經濟的恢複和發展，但是，朱元璋的極端專製和野蠻殺戮，將民主精神扼殺淨盡，給後世留下了惡劣的先例，導致中國再次陷入長期專製統治的深淵，影響了中國曆史的發展。
所以物極必反，朱元璋的殘暴，不計後果，將自己一手打造的天下，再次推向血火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