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研究專家、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室務委員廖心文曾撰文稱，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是周恩來總理親筆擬寫的。
周恩來總理的首次訪非之旅還推動了中國同非洲國家間的新一波建交浪潮。中非間的第一次建交浪潮肇始於著名的萬隆會議。這次召開於1955年的會議，周恩來總理赴會，並發揮了主導作用。
此後至1963年，同中國建交的非洲國家從0增至14個。而從周恩來總理的非洲十國行至1971年10月，又有11個非洲國家同中國建交。
76票讚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1971年10月25日，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了由阿爾巴尼亞和阿爾及利亞等23個國家聯合提出的提案，決定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是非洲兄弟把我們抬進了聯合國”，在76票讚成票中，有26票來自非洲國家。
這也成了中非“兄弟關係”最有力的佐證。而中非第三次建交浪潮也就此開始，至20世紀70年代末，同中國建交的非洲國家已達44個。
中國對非援助項目幾乎與中非建交同步而行。在與埃及建交當年，中國就向對方提供無償援助，支援埃及反抗英法的武裝侵略，拉開了中國對非洲國家援助的序幕。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援建了一批規模大、投資多且技術複雜的項目，其中最著名的要數1970年開始援建的坦讚鐵路，這條全程1860公裏的東非交通大動脈耗時6年才告完工。
從1990年起至2004年，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上，西方國家曾11次提出“中國人權狀況”的反華提案，均遭挫敗。中國的堅定支持者中，非洲國家是主力。1997年的聯合國人權會議上，支持中國向聯合國大會提出的“不采取行動”動議中，27票的支持中有17個國家來自非洲。
而1989年中國受西方製裁後，當年8月，時任中國外長錢其琛先後應邀出訪了8個非洲國家。與此同時，頂著西方外交壓力到中國訪問的第一位外國元首政府首腦和外長都來自非洲。作為回應，從1991年開始，每年年初，中國外長首次出訪，都會選擇去非洲國家。這一外交慣例的確定和延續，是中國對中非關係高度重視的一種體現。有學者分析指出，中國的國際環境越是惡化，非洲在中國外交戰略中的地位就越重要。
經貿合作優選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經貿已開始成為雙方合作的優先選項。1980年津巴布韋獨立，1990年納米比亞實現獨立，1994年新南非誕生，非洲國家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進入尾聲，非洲國家關注的重點也轉向發展國民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和中國的訴求遙相呼應。
1982年，中國宣布了中國同非洲國家開展經濟技術合作的四項原則。四項原則繼承了周恩來總理所提八項原則中的平等原則，並更加強調互利原則，市場因素開始逐漸替代政治因素成為主導。更多的中國企業尤其是民企、私企進入非洲，過去政府對政府、國企對國企的行為主體單一的方式開始走向多元化。廣袤的非洲，每年都會迎來數以萬計不遠千裏趕來的中國勞務人員。
劉貴今介紹，中非貿易額也隨著雙方合作的深入和多元不斷增長，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幾千萬美元，到七八十年代的十幾億美元，再到2000年突破100億美元，達到106億美元。
中國援非工作也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了比較顯著的改革步伐，不再以意識形態和政治考量為著重點。1993年，中國政府設立了“援外合資合作項目基金”； 從1995年開始，中國大力推行政府貼息優惠貸款和援外項目實行合資合作等方式，通過對外援助資金和銀行貸款相結合，實現援助、貿易和投資等方麵的雙贏，以往的“授人以魚”逐漸過渡到“授人以漁”。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非關係發展到第二階段，逐漸變成‘夥伴’，而且是長久的平等的夥伴。”劉貴今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而上世紀90年代，隨著“冷戰”的結束，曾在“冷戰”時期被美蘇兩大陣營極力拉攏的非洲，一定程度上陷入被歐美“拋棄”的命運。“當東歐國家政治製度劇變開始主導美國決策機構的議事日程時，非洲問題的地位逐年下降。”一位美國學者寫道。
歐洲也隻是和非洲保持長期的但並非足夠緊密的關係。除了法國、英國和德國這些過去的宗主國之外，歐共體（1993年轉化為歐盟）在2000年之前沒有發展出係統的對非政策。
“X+非洲峰會”模式
“新世紀之初，西方世界認為非洲是片沒有希望的大陸，它們實際上放棄了非洲，轉而將目光投向亞洲。”非盟委員會前主席讓·平早前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
讓·平於2008年至2012年擔任非盟委員會主席，在他看來，亞洲選擇了和西方世界截然相反的態度，不僅沒有放棄，反而是來到了非洲，“尤其是中國和日本，越來越多地與非洲進行合作，參與到非洲的建設和發展當中”。
“中非合作論壇在2000年成立後，中非合作進入快車道，論壇已變成中非合作的一麵旗幟。”劉貴今說。
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論壇第一屆部長級會議在北京召開。其時，作為外交部非洲司司長的劉貴今出任會議中方籌備委員會的秘書長，論壇召開後，劉貴今又出任會議後續行動委員會的秘書長。
作為中國和非洲國家在南南合作範疇內的集體對話機製，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每3年舉行一屆，迄今已舉辦五屆。劉貴今介紹，中非雙方已就會議的運行準則達成一致，每隔三年，負責各國外交和商貿合作的部長進行一次聚首，對過去三年論壇運行的情況以及後三年論壇發展的規劃進行會商。每次部長級會議會出台兩個重要的會議文件，一個政治方麵的宣言，一個經貿方麵的三年執行規劃。在召開部長級會議的第二年，雙方會在聯合國大會開幕式期間舉行外長會晤，第三年則是高官會，審議一下兩年以來論壇達成的重要合作會議文件的執行情況，並商討下一屆論壇的主題並做相關的準備。
“每一屆部長級會議，尤其是期間的峰會，多數成員國元首或政府首腦會聚在一起，使得會議成為一個高級別且高效的決策機製”。在2012年卸任非盟委員會主席之前，讓·平連續12年參加中非合作論壇全部各級別會議。2008年之前，他是以加蓬外交部長的身份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