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洛厄爾，他之所以寫出這樣的詩句，顯然不是沒有緣由的，比如當年他的寫作班上的學生、天才的女詩人西爾維亞·普拉斯的自殺……而王佐良這樣譯，我想也飽含了他自己對他那些不幸早逝的詩友——比如詩人穆旦——的懷念之情。
而活下來的人呢？接下來的四句不僅是對比，也寫出了時間的力量，並暗含了詩人對自身的反諷。而到了“genius hums the auditorium dead”這一句，王佐良又有了機會發揮他的創造性了：“天才低哼著，直到禮堂死寂”，一個“直到”，不僅顯現了一個時間過程，也加強了原文的反諷意味；至於沒用“聽眾席”而是用了“禮堂”，則愈加顯現出一種空蕩了。而在那種“死寂”中，一個詩人又聽到了什麼？
“這一行必須終結”，緊接著的這一句是多麼斷然！它的多重意義，王佐良在解讀中已有闡發。就在這種了斷中，那從遠方來的海風重又吹拂，“然而我的心高揚……”，一個“高揚”，運用了純熟的口語，又呼應了那揚帆遠航的意象。細心體會吧，譯文中的每一個字詞幾乎都是不可更易的，它們正好迎合了那貫穿全詩的語言之風。
至於全詩的結尾，不僅令人精神一振，也有一種啟示錄的意味了。“把一張上了焦油的漁網織了又拆”，譯得多好！不僅簡練，透出一種化繁為簡的大手筆，而且使這種“織了又拆”有了隱喻的意味。最後兩句，順理成章而又令人驚異，把生活的場景上升為令人目眩的詩的意象和隱喻：“等魚吃完了，網就會掛在牆上，/像塊字跡模糊的銅牌，釘在無未來的未來之上。”原詩由“hang on”（“掛在”）到“nailed on”（“釘在”），動詞更為有力，而王佐良的譯文也一步步加強了這種詞語的力量。
一首詩就這樣結束了。也許有人會問這樣的詩有何社會意義？這樣的詩或許在社會生活中沒有位置，它正如那掛在牆上的漁網，它已屬於另一種曆史——那文學本身的永恒的價值體係。而對詩人來說，或許更重要的，是通過這樣的寫作（包括翻譯），一種“靜默的遠航和明亮的捕撈”又展現在他的視野裏：他可以為之奉獻一生了。
而對我們這些中文讀者來說，既要感謝詩人，也得感謝譯者。首先，一個在愛與暴力、憤怒與壓抑、反叛與求助、受難與拯救中度過動蕩一生的詩人寫出這樣的詩，便向我們展現了他那更深邃的一麵。同樣，我們要感謝譯者，因為他發現並出色地翻譯了這首詩。讀了這首譯作後，我不禁感到它幾乎也就是王佐良先生那一代詩人翻譯家的寫照。他們滿懷著理想和責任，把自己獻給那“靜默的遠航和明亮的捕撈”，在寫詩和譯詩中度過了一生。他們也許“說得太少，後來又太多”，但他們已知道怎樣來看自己的一生。語言的詩藝能否與歲月的消磨相抗衡？把一張漁網“織了又拆”是否有意義？禮堂死寂，聽眾也許在期待另一代人出場。但不管怎麼說，他們撒下的漁網並沒有完全落空。他們的那些優異的翻譯至今仍“使我們驚訝得目眩”。他們留下的遺產，正如那磨損的掛在牆上的漁網，難以辨認而又令人起敬。它已被牢牢釘在“沒有未來的未來”之上。實際上，它也不需要別的“未來”。它自身就在昭示著一種語言的光輝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