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大岡先生講過一個故事。
一九三二年，他在北平中法大學上學，友人卞之琳先生在北京大學讀書。梁宗岱先生當時任北大法語係主任。為準備畢業論文，羅先生讓卞之琳陪他去向梁宗岱求教。梁住在胡適家裏一個獨立的偏院。見麵後，梁開口就問：“你們中法大學的女生誰最漂亮？”羅不覺為之一愣，結結巴巴回答不上來。事後他醒過味兒來：梁教授是在考驗他，看他的反應是否靈敏，心情是否開朗，配不配研究法國文學。
這個故事可以入《世說新語》。我以為梁宗岱如禪宗大師，有此一問，不僅是為了考驗羅先生，更是一種點撥，一種真性情的流露。
文學史家如楊義先生，把梁宗岱定位為當時的京派理論家。“京派理論家編織了兩個恬適的夢，一個是袁中郎獨抒性靈的夢，一個是陶淵明歸隱田園的夢。對於後一個夢，廢名曾經牽引過一些柔韌的絲線；不過，自出機杼，編織得更為出色的是梁宗岱。”（《京派與海派比較研究》）京派學者崇尚英國紳士風度，梁對漂亮女學生特別關注，而且公開說出來，恐非正宗京派所為。這一點上，他有點接近海派了。
後來，梁宗岱與朱光潛先生同住後門慈慧殿三號。除了理論的闡述，他在一九三〇年用典雅的法文翻譯出版了《陶潛詩選》，在法國享有盛譽。朱光潛作為京派理論家的主將，推崇古希臘藝術達到的“靜穆”境界。他說：“這種境界在中國詩裏不多見。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陶潛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兩位先生朝夕過從，陶詩想來是經常的話題。我們知道，朱光潛的議論曾引來魯迅的反駁。魯迅說陶潛並非渾身都是靜穆，他也有金剛怒目的一麵。除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他還寫過“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幹戚，猛誌固常在。”（《讀山海經十三首第十》）
我一直想，向往隱逸應該是中年以後的心情。青年梁宗岱之喜愛陶潛，隻是他的審美訴求的一個方麵。雖然他譯的《陶潛詩選》裏沒有《詠荊軻》和魯迅引用的那一首，如同陶潛並非渾身都是靜穆，梁宗岱更不是。他為人求真，在藝術上追求美，因為對於他，“真和美出於同一個源頭”。他在歐洲遊學多年，與陳寅恪一樣不修學位，隻求與文學大師的心靈直接溝通。他誠然追慕隱逸的陶潛，但也心儀哀怨的屈原。西方文學大師中，他崇敬莎士比亞、歌德和梵樂希，翻譯過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歌德的《浮士德》、梵樂希的《水仙辭》，三種不同的旨趣和風格。
梁宗岱有高超的悟性，無窮的精力和創造力，可是解放後他著譯甚少，甚至不願意與同道談論外國文學。此中原因，頗為複雜，也不便多談。他把精力用在教書育人和製藥、發蘑菇、種花草和管閑事上。梁教授爭勝好強，自認有若幹“第一”。除了梁氏藥酒當然天下第一，學生們扳著指頭幫他細算，連同下鄉勞動挑重擔在內，總共不亞十個八個。我以為後期梁宗岱是陶潛加浮士德。製藥是發明創造，如浮士德博士；發蘑菇、種花草有東籬餘韻；管閑事是一種俠氣，也是陶潛遺風，不過是那個《詠荊軻》的陶潛。由於他後期述而不作，新出版的四卷《梁宗岱文集》裏收錄的，絕大部分都是一九四九年前的作品。編者感到遺憾，不過同時也免於一種尷尬。如果他也寫了許多應景的、遵命的文章，今天應該收錄還是不收錄，應該刪節還是保持原貌？
他作為教師是成功的。一個教師於授業解惑之外，更重要的是傳道，或說用人格魅力感染學生。解放後的大學裏，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磨滅了教授和學生們的個性。我在北大燕園住過幾年，還有機會見到幾位前輩大師，接觸一些名教授。他們有大學問，但是言行都像恂恂儒者，沒有鋒芒。不是沒有從高班學長們那裏聽到某教授或某先生的趣聞逸事，不過這些都屬於過去時，乃至法語的前過去時。中山大學康樂園裏居然還有一位喜歡赤膊赤腳，在校有野人之稱的梁宗岱，可謂異數。是這種人格魅力的感染，是對老師的景仰，使梁宗岱的學生們一旦有了能力，總想為他身後做些什麼。《梁宗岱文集》的編委會成員中，劉誌俠先生和盧嵐女士都是他的學生。劉先生為尋覓梁譯《陶潛詩選》而踏破鐵鞋，盧女士的記憶裏一直保留著梁宗岱踏著輕捷的步伐慢慢遠去的背影。為人師者能使弟子如此深情的懷念，這該是梁宗岱的第九個或第十個“第一”。
盧嵐女士說：“他彌留前一兩天所發出的悶雷似的吼叫，恐怕隻有宗岱師本人才明白其中含義。”我妄加猜測，這如雷的吼聲裏仍有陶淵明。隻不過，此時他想到的不是“縱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憂。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而是因“奇功遂不成”而產生的此生蹉跎之感。他本想留給世人更多、更驚人的文化遺產。不過，他留給我們的，已經很豐厚了。